公车改革自1994年启动至今，经过25年的辗转推进，进入“收官”阶段。

作为“三公”经费中占比最大的一块，随着改革的深入，公车费用在中央部门账本中占比出现结构性变化。

据南都记者统计，自2014年公车改革全面推开后，2015—2018年，我国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的比重降至6成以下，在53%-58%的范围内波动。

公车数量也持续下降。南都记者对近年来中央部门的公车保有量统计发现，仅2015年至2017年，中央部门的公车数量至少削减了4612辆。

如何评价这一改革效果？进入“后公车改革时代”，公车使用方面还有哪些待解难题？透过近几年的中央部门晒出的支出账本，可窥一二。

我国“公车改革”始于1994年，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2014年7月16日，我国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公车改革”自此全面推开。

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社会化，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及以下500元。《指导意见》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也规定了“公车改革”不同阶段的完成时间。

改革的步伐很快。文件出台后不到1年半，2015年11月12日，时任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施子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央和国家机关本级140个参改部门公车改革工作已全面完成。共取消车辆3868辆，压减61.8%，全部规范公开处置，收入上缴国库；安置司勤人员2126人。

到2017年1月19日，2016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已全部完成，地方公车改革持续推进中。截至当时，已有26个省份完成了地市级车改，20个省份完成县级车改。

最新的进展来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9年3月29日，全国机关事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截至目前，22个省区市和70个中央部门出台了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实行车改的29个省区市均出台了车辆标识化方案，25个省区市已建成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全省一张网”公务用车平台。湖北、江西、福建对公务用车实行统一车牌号段管理，并向社会公开。

从最新的中央部门公车保有量数据来看，南都记者发现，仅2015年至2017年，中央部门的公车数量至少削减了4612辆，截至2017年底中央部门已披露公车总数达105694辆。“部长专车”也从2014年的1320辆下降到2017年的1177辆。

随着公车改革的推进，增强公车使用的透明度也成为“硬要求”——不仅每年在预决算账本中公布“三公”费用，还要单列本部门的公车保有量和购车计划，晒出“公车家底”。

2015年，中央部门首次在预算报告中披露公车“家底”，其后历次中央部门公布预算和决算报告，公车数据和信息的披露也逐步完整。

比如在2017年中央部门预算中，国家体育总局专门就新增一辆救护车作出解释。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比去年增加13.94万元，主要原因是总局所属运动医学研究所更新特种专业技术用车(救护车)1辆。

南都记者统计了自2010年以来中央决算报告公布的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数据。可以看到，公车费用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从最高的2010年61.69亿元到2018年的22.33亿元，这一降幅超过了60%。

公车费用的降低与公车数量的削减密不可分。

截至2017年底中央部门已披露公车总数达105694辆，这一数量与3年前相比至少削减了4612辆。

10万余辆公车统计自80余个中央部门的2018年决算报告。最少的一辆都没有，最多的是税务系统，拥有31032辆。拥有公车数量最多的10个中央部门分别为:税务系统、原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气象局、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中国民用航空局。

“公车改革”动的不仅是一般公务用车，“部长专车”的数量也在削减。

据不完全统计，部级干部用车总数从2014年的1320辆下降到2017年的1177辆。

以最新的2017年底统计的数据显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部长专车”最多，达到了86辆。紧随其后的还有教育部77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40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39辆、公安部33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32辆。

根据《指导意见》，取消的公务车要采取公开拍卖等方式进行公开处置，所得收入扣除有关税费后全部上缴中央国库。

2015年1月25日，首批来自保监会、证监会、国家信访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等6家单位的共106辆公车被拍卖。到2017年10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开数据显示，公开拍卖取消车辆2046辆，溢价率达65.15%，上交国库处置收入1.13亿元。

公务车削减后，每年的公车运行费支出也随之压缩。

叶青粗略地算过一笔账，“公车改革”下每年仅公务车的运行费用就可以省下1000亿。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的预测则更为庞大。在贾康看来，如果以此前被广泛引用的全国公车费用3000亿元的测算结果为依据，车改到位后，每年减少的支出将超过1500亿元。

仅以中央本级财政拨款支出近年来的变化为例，“公车改革”全面推开后，公车费用“瘦身”超过60%。2010年以来，公车费用逐年降低，从61.69亿元降到2018年的22.33亿元。

不仅是中央部门公车费用绝对数量的下降，在“三公经费”的占比也在减小。

财政部此前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公车费用几乎每年都占六成左右。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从‘三公经费’预决算数据分析，这几年的公车改革几乎没有进展，一直原地踏步。”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此轮公车改革启动后，这一占比出现了变化。《指导意见》印发当年度，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的比重从前一年的61.21%直降到57.45%。之后几年的占比分别是53.62%、53.14%和55.94%，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成以下。

20多亿的公车购置及运行费还有继续改革压缩的空间吗？

对此，叶青认为仍有进一步压缩潜力：“退休干部的配车可以压缩”。据叶青了解，很多退休干部平时很少用车，这些配车主要还是在职人员在用。但这批公车数量很庞大，约占到公车总数的1/4-1/3。

叶青测算，公车改革后车辆总数应当可以减半，达到150万辆左右。这样算下来，退休干部的配车占到了近50万辆。如果仅算公车运行费用的话，叶青认为，一台车加上司机每年也有13万元左右的支出。如果能把这一部分支出转换成给予退休干部货币化交通补贴，并引入社会租车给其提供服务，也能提高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率。

“公车改革”进入收官阶段，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现象、暴露出一些新问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徐善长曾谈到，改革中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反映的“公车改革”后工作车辆不足，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等问题。

就此，许善长提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公车平台，将公车从个人的“屁股”底下整合到公家的“屁股”底下，将所有公车集中于平台上统筹调配，并利用定位技术进行实时监督，将很大程度盘活资源、提高公车使用率，并确保公车公用。

按照中央车改办的部署，目前各地正在进行公务用车平台建设。

公务用车平台建设可以和公务用车社会化配套推进。叶青也告诉南都记者，通过向民营出租公司租车等方式也能缓解基层压力。

浙江丽水目前采取的就是类似的方案：“高铁+电动汽车分时租赁。

据国管局官网，浙江丽水地处山区,有84个乡镇所在地至县政府所在地路程30公里以上,个别偏远村到县政府行程甚至5小时以，车改后公车大幅压缩，日常公务出行受限。

为此，丽水将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纳入公务用车平台窗口，并在全市各级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偏远乡镇、高速服务区等区域设置租车点或充电桩。据浙江省公务用车管理中心主任王昌林测算，以杭州到丽水出差为例,当天上午出发次日下午返回，公务出行费用从1660元下降到568元，降幅达到66%。

除了在统一平台调配公车和使用社会化方式获取公车服务，叶青认为，“私车公用”已逐渐成为一个新趋势。他认为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制度上进行一些设计，比如公务人员下基层、村镇时，若使用私车可以按照出差公里数进行补贴。

据了解，目前安徽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对私车公用也有明确规定。比如在安徽省铜陵市，据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铜陵市市委书记的宋国权介绍，车改后，官员下乡调研额外有补助，鼓励私车公用，开私车调研超过15公里，半天补50块钱。

尽管“公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车轮上的腐败”依旧一直存在的“老问题”。

从近年中纪委、审计署公布的违纪违规案例可以看出，公车私用、公车超配和“三公”经费违规等现象仍然存在。

以公车超标准配备为例，2018年6月20日，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时指出，仍有6家所属单位未按规定完成公车改革；10个部门和25家所属单位超标准超编制、违规或变相配备、未按规定使用公务用车等240辆;2个部门和2家所属单位无预算、超预算、超标准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49.76万元。

对于新形势下“车轮上的腐败”，近日，湖北省咸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朱庆刚也撰文指出：公车改革后“车轮腐败”新变异问题，有的看似新表现，实则还是老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少数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层面的主观原因，也反映出个别地方、单位在公车管理工作中的漏洞。

朱庆刚建议，公车监管职能部门应加快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监督机制，并通过加强数据监督网、加快建设区域性公务用车服务平台和出台严格规范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等对“车轮腐败”进行遏制。

文/卜羽勤 制图/马嘉璐

数据整理/南都财税研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