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上有一种人，是一个谜。他们从小到大都很优秀，看起来无所不能，做什么都毫不费力。靠近他们，总让人忍不住发出“人和人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的喟叹。

郝景芳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考试，很少拿第一之外的名次，高中参加新概念作文拿下一等奖，可以被北大免试录取，她却高考选择了清华物理系，后来兴趣转向社会科学，又在博士期间切换到了经管学院，此后做宏观经济研究，成为国内唯二拿下雨果奖的科幻作家，后来又在通识教育领域创业，做了童行书院，如今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郝景芳是怎么成为郝景芳的，她有过迷惘时刻吗？差距是可以弥合的吗？以及，透过郝景芳的故事，我们能为自己做点什么？

“她仿佛什么都能做好”

采访推迟了20分钟，工作人员告诉我，郝景芳家里有些突发状况，是孩子的事，需要她协调。我想到她的卡通化身——长发飘飘的樱桃舰长，印在童行书院APP的封面上。甜甜的声线、温柔的形象，两个平行世界里，樱桃舰长带小朋友们击退怪兽，探索成长的秘密。

时间很快过去，郝景芳出现在出版社办公区的走廊上，被三两个人簇拥着向前移动，眼睛盯着手机屏幕。她打字的速度飞快，抬起的脸上笑意盈盈：“不好意思，我先回个消息”，樱桃舰长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带着温柔的歉意，即便坐下了也没能停下手里的工作。

郝景芳

她大概回了上百条消息，才从那个信息世界里抽出身来，工作人员递来咖啡，没几口就见了底，事情紧锣密鼓地压过来，她也要马不停蹄地切换：“我要是不回，他们就没办法执行”，她又解释了一遍，调整状态，咖啡杯递给助理，长发理至肩后：“我们开始吧”，郝景芳元气十足。

自2016年，凭借短篇小说《北京折叠》斩获第74届雨果奖之后，郝景芳进入大众视野，人也愈发忙碌了。

采访她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身上堆叠的事情实在多，物理基础、经济学研究、科幻写作、通识教育、相夫教子、创业……每一件看起来都那么难，无形中有一道很高的门槛。但这听起来更像个借口，有种更情绪化的东西在我心里作祟，或许是挫败感。

之前和郝景芳有过接触的人会理解这种感受：“你会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痛苦，她什么都能做好” 。但这样的观感并不普遍。

从事创作工作的人，通常是神秘的，尤其在外界的想象中。曾有过一番描述，有从业者就曾经自嘲文艺圈是大家凑到一块儿“比懒”：你一个歌写了3个月，那我这个就要写半年，写得时间短了，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表面上是作品要精雕细琢，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浪费等所谓的“灵感”降临。

郝景芳却说，灵感是最容易的东西。“每个人头脑中每一天都会胡思乱想好多好多想法，想压抑自己什么都不想才是困难。”

她看到有公众号写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的哭泣，立刻想到写一篇纳米眼泪收集器的科幻小说；采访科学家时接触到脑机接口的相关研究，就写了一个非接触式谋杀的故事；同样是受到脑机接口研究的启发，她由粉丝追星行为，延伸到了数据操控人们的日常生活……

和外界想象的靠天吃饭的创作者不同，她相信，与其依靠掷骰子一般的灵感，不如依靠有迹可循的方法。提到自己现阶段的创作状态，郝景芳用“制片人”来形容。按照“一本书就是一个项目”，把选题、篇幅、成本、受众全部考虑进去，从这个角度做开会的策划，大概能推出最终的写作周期。

十年前，郝景芳写过一本《时光里的欧洲》，走过欧洲十个国家的城市，出发之前，她就已经将这本书每一站的策划，每一站的内容思路，全部提前规划好了。

这种游刃有余的感觉并不陌生。作为公司创始人，郝景芳不是一个只在决策阶段投出“压倒性”一票的老板，她更像是一颗“万能的螺丝钉”，大至产品框架的设计，小至海报文案的修改，都能见到她的身影。走进童行书院，总能听到郝景芳与员工大声讨论某个项目的声音。

她把自己现在主要在做的两件事——小说创作和企业管理，比喻成游泳和念英文：“基本上是在用不同层和不同脑区在干这个事儿，彼此倒是不影响。现在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时间不够，在管理的事情上付出太多时间，那可能写作的事情就要在这期间放一放。

但对于她来说，这或许只是个甜蜜的负担，并不会动摇本质，她告诉我，上一次自我怀疑，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

行动是内心重要的能量来源

回忆第一次经历内心大崩溃，是郝景芳在清华求学的时候。

从小到大顶着“别人家孩子”的光环成长起来的她，第一次对分数敏感了起来，“第一学期力学考完试，整个人都不好了，觉得大学生活怎么是这样”，她跑去求助助教，对方丢过来一张其他人的试卷，那种云淡风轻的感觉，给了郝景芳极大的震撼。

“就是怎么努力都没用，而别人飘在天上的感觉。”

这直接影响着她对自己的判断。当时郝景芳又以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为偶像，放在人生理想的尺度上，差距又再次被拉大了，“我对物理实验现象的理解只能做到皮毛，没办法参透出更高层次的规律；我的数学能力也很局限，心里的图景，完全没办法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她在自述中写道。

大学时期的郝景芳

她甚至由此进入了自我证明的怪圈。“这个方向不行，就换另一个方向，总有一个方向，是会让自己觉得OK，往这边走就不渣了，就牛起来了。”但她也知道，这样一来，做的每一件事，都成了一种自我审视。每天都在纠结自己是不是有天赋，而真正做起事情来，却无法踏实努力。

她那段时间还会患得患失，有报道形容她：“像一个穷途末路的文艺青年一样恐惧”：生活这就要来了么？还没来得及自我实现，生活这就要把我淹没了么？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4年，直到大学临近毕业，她才找到出口。彼时，郝景芳捡起了之前一直断断续续的写作，开始正式提笔写小说。她先是尝试了一些短故事，虽然并不能经常发表，但能借这件事调整心态。到了博士期间，她又写了第一个长篇小说，写作这件事带她短暂地逃离了现实世界。

郝景芳把自己日常看到的、想到的、想到但想不开的，变成意象写进书里，在那里开辟出另一个新世界，也是在这个世界，她第一次意识到“行动”的重要性：“当人进入内外交困的气馁状态，某种一小步一小步可以让自己动起来的事，是心里重要的能量来源”，帮她一点一点重新找回那个心里的“我”。

想通这件事儿，她进入到一个正循环。后来在接触教育工作的时候，也曾出现过摇摆，担心自己在做的事，能不能真的让想要帮助的人的境况好起来，但她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现在每做一步都要观察，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能让服务对象感到价值，是不是真的能帮助一些他们。”

接受采访的当天中午，郝景芳还在“不焦虑父母俱乐部”做直播，为用户答疑解惑。用这样一种中间没有任何遮挡的方式，即时地得到反馈。

最直观的一次，她曾近距离感受，自己在做的事情带给别人命运的改变。多年前，郝景芳在西部支教时候教过的一个女孩向她求助，通过郝景芳的介入，女孩有了重新选择自己人生的机会，她离开当保姆的人家，回老家读了幼师专业，如今已经是当地一名老师。

女孩婚礼的时候，邀请了郝景芳参加，“还是那么点儿小孩呢，就已经是高中班主任了，”她感叹。

郝景芳在雨果奖领奖台上

到了现在，外界已经很少能窥见郝景芳情绪化的时刻了。哪怕是当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她“小女孩态”似的欣喜，也只持续了一瞬间。当时她发了几条朋友圈庆祝，发到第三条时，已经开始不好意思：“惹人嫌就这一天吧。” 朋友圈发完就完了。她不会在这一件事中，过多地停留。

这次采访过程中，有一个我意料之外的时刻，当我们聊到创业至今的挣扎时，郝景芳几欲落泪：“会有个别一点事情，烦恼到心里，比如你曾经对他很好的员工，在离开时狮子大开口，这个时刻我会觉得很扎心。”但也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总得接受这些失望。”

眼泪还没有完全干透，郝景芳整个人的状态已经准备好了。

哪怕这两年在线教育不景气，合伙人崩溃到身体出现问题，她的烦恼还只停在脑子里，根本没往下走：“心理上其实没啥压力，我还好，真的。”她说，自己在乎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确定要不要坚定做下去，二是确定做下去，那就只剩策略问题。”

策略里只有两件事：怎么活下去？怎么能更好地活下去？

理想是矛也是盾

让郝景芳一直保持超强行动力的，不是行动本身，而是她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后来，她回忆起之前的迷茫，会觉得之所以陷在思维偏差里动弹不得，不是缺少毅力或勇气，而是没有方向感，“不清楚在很远很远的未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于是不知道该怎样迈步子。”

要找到方向感并不难，以郝景芳的履历，她很多事可做。比如继续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在象牙塔里躲清静；又或是做一个全职作家，只管创作就能省心赚版税……只是，在千万条道路当中，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更难的一条。

在短篇小说《北京折叠》当中，郝景芳展示过一个被折叠起来的世界，北京由三个空间交替折叠，不同阶层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享受着不同的资源，甚至按照不等的比例，切割着时间。其中第一空间有24小时、第二空间16小时，而第三空间只有8小时。

这当中多有现实的投射。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的时候，郝景芳在国贸工作，见到的是衣着光鲜的人们，做着能够真实影响别人命运的决策。下班之后，她回到当时的住处所在的清河，窗外，是遍布的棚户区、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底层劳动者在城市边缘挣扎求生。

郝景芳现在在做一个名叫“折叠宇宙”的计划，有着和真实宇宙一样的复杂，她在做的每件事情，都对应着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个侧面。探索教育公平“用科技发展给更多资源不丰富的家庭带来优质素质教育”，她还做科幻写作，“一个社会中，也会有非常多文学表达和创作。”

但相较“折叠宇宙”计划最终要呈现的面貌，郝景芳坦言，现在在做的事情，连5%都不到。“终极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个宇宙，一部分给孩子，让他们在这个宇宙中成长；还有一部分给成人。”她很清楚，想要改变些什么，要靠孩子和父母两代人同时努力。

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前沿：不如问问科学家吧》，就是希望以与科学家对话的形式，将最新的前沿科技带给更多的成年人，让他们有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在郝景芳看来，科技恰恰是拉开差距的关键环节之一，她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弥合差距，去撼动不平等。

这听起来有些理想主义。让人联想到郝景芳之前提到童行书院时，强调的“公益可持续性”：免于在募捐压力下产生“贩卖悲惨”之举，能够自己造血做公益，“童行要努力挣出做公益的钱。挣钱和独立，有时候也是道德。”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在商业世界是罕见的。

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份理想，郝景芳成为了郝景芳。理想或许曾一度让她痛苦，但如今也是她勇往直前的支撑。

采访最后，我问她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是否还有感觉到困难的时刻，郝景芳笑称，如果重新选，还是会走这条更难走的路，只是在一些具体的合作策略上，可能会更聪明一点。但同时她又说，应酬这件事儿，对她来说真的很难突破，主要还是情绪上抵触：“就不太想干”。

这可能不会是永久性的问题，毕竟郝景芳一直在拓宽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