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东北、蒙古、新疆，都是内忧外患之地，既混乱，又危险。

三地之中，东北最先沦陷，先是落入俄国人之手，1905年日俄战争后部分权益又转到日本人手中。“东北王”张作霖虽为一代枭雄，但他并没能牢牢守住东北，相反出卖了东北不少利益，靠与日本人合作，最终才得以崛起。

蒙古亦有割裂的痛苦。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北部蒙古在沙俄的唆使下趁机宣布独立。虽然在1919年，段祺瑞部下徐树铮带领他组建的西北边防军挥师入蒙，收复了蒙古，但由于徐树铮锋芒太盛，过多卷入京城权力争斗，在直皖战争中又把西北边防军主动调回参加国内混战，结果皖系战败，外蒙于1921年再度宣布独立，徐树铮本人也在1925年被冯玉祥派手下假借为父报仇的名义杀害。

与东北、蒙古一样，那时的新疆也处于风雨飘摇，极度危险之中，外有沙俄虎视眈眈，内有各种矛盾一触即发。

但它又与东北、蒙古大不一样，一切皆因为当时的新疆横空跃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便是新疆老人口中的“老将军”杨增新。

正是由于杨增新的力挽狂澜，疆土必守，苦心经营，新疆才如“乱世中的世外桃源”一般，十七年间，没有遭受国土丢失、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其政权一直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

三地对比，三人对比，可见杨增新的难能可贵。

比起一味称王称霸的张作霖，杨增新于乱世中，始终自称是一个不能回头的过河卒子，担当大于野心，一辈子只求守住新疆一片净土，从信念到行动，都可称为“真英雄”；比起皖系小诸葛徐树铮，杨增新不求锋芒，但求根基，他不是乱世中的跃跃欲试者，而是当仁不让的肩挑者，论生存的智慧，对国家的利弊，都可称为“大丈夫”。

新疆民间有一种说法更为深入人心，近代收复、保卫新疆的民族英雄，能数出两位，一位是晚清抬棺西征的左宗棠，另一位就是保住阿勒泰11万平方公里疆土的杨增新。当国人铭记左宗棠的英雄豪迈时，杨增新的勇毅担当是不应该忘却的。从历史情感上讲，杨增新是左宗棠英雄事业的继承者、守卫者······

杨增新不是新疆人。

1864年，杨增新生于云南蒙自县莫别村的耕读之家，祖先是明代中下叶迁居而来，祖上曾做过建水县知县。杨增新的父亲杨纪元举人出身，是云南有名的学官，他对三个儿子一向注重言传身教，三个儿子也很争气，三子杨增炳考取秀才，长子杨增龄考中举人，次子杨增新则在25岁时高中进士，一家三子可谓满门贤良。

杨增新高中进士后，曾在京城当过短期的小京官，后因家境衰败，请求外放，被签分甘肃。

1889年，杨增新由北京启程，前往甘肃。据说，初去西北，几千里的行程，杨增新全靠步行，不是因为坐不起车，而是想借道查看西北各地的风土人情。

到了甘肃，杨增新初充藩属薪饷所委员，次年调任藩属文案。此后不久，又先后担任中卫县、渭源县知县。

那时候，适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宁夏将军钟泰募兵勤王，听闻杨增新素有才干，便委其为全军营务并兼带一营。

受到这一重用，杨增新白天率兵士赴教场，夜晚挑灯治文书，钟泰见他文武皆能干得头头头是道，很是倚重。

中日战事结束后，杨增新返回甘肃，于1896年升任河州知州，四年后1900年又先升知府，后升道台。

升为道台后，由于各省正在实行新政，杨增新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陕甘总督松藩将好钢用在刃上，先叫他创办甘肃文科高等学堂，接着又将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学堂的创办管理，全都交到他手里。一时间，杨增新一人兼九差，前程一片大好。

然而，万事总有磨难。

1907年，升允接替松藩出任陕甘总督。这位新总督看重官场圈子，觉得杨增新是松藩旧圈子里的人，因此多有打压之心，少有任用之举。

杨增新好友，新疆布政使王树枬得知此事，不甘好友遭埋没，于是在新疆巡抚联魁面前大力举荐杨增新。

机遇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这样，人字之上，只要恰在其时、恰在其处的加一笔，那就是个“大”字。杨增新没有想到，这一次换地方，换工作，竟然成就了一生的“大历史”。

受好友举荐来到新疆后，杨增新初任陆军学堂总办、督练公所参议官。

当时，清廷欲革新政治，下诏各省封疆大吏，可以保荐人才。

新疆巡抚联魁觉得杨增新才堪大用，因而将他举荐了上去。

两宫尤其是慈禧听说新疆有这么一位干才，很感兴趣，于是下诏杨增新进京晋见。杨增新长期为官西北，对西北情况非常熟悉，当两宫询问西北政事时，他应对如流、见解精到，深得赏识。

然而，就在京城官场一致认为，杨增新将留任军机，获得重用时，慈禧却做出了另一个选择。

能够主宰清廷几十载，慈禧在眼界、用人上其实是很有一套的。在如何任用杨增新一事上，慈禧即展现了她的深厚功力，她认为，当下时局，干才应该放在地方，朝中有中庸维系者即可。杨增新来自新疆，那里甚需应变善为之才，因此将他留任新疆，大有裨益。

这一次，慈禧执意要将杨增新留在新疆，其历史意义，不亚于当初力排众议，支持左宗棠西征。

杨增新回到新疆，先任阿克苏兵备道，1911年调任镇迪道（迪化，今乌鲁木齐）兼提法使，成为巡抚之下的关键要员。

正当此时，辛亥革命爆发，迪化暗潮涌动，伊犁被革命浪潮卷席，成立新伊大都督府，与迪化省府形成对峙之势。

此时的新疆巡抚已换成袁大化，此人贪财怕死，乃庸官鼠辈。

面对滔滔危势，袁大化没有主见，向杨增新问计，眼下局势该如何应对？

杨增新说，如欲平定纷乱，非招回兵助战不可。

此计是杨增新在新疆真正崛起的关键一环。袁大化不知此计的威力，只知对时局有利，于是将招募回兵一事全盘委派给杨增新。

杨增新招兵，颇为讲究，他驱使云南籍回族遣犯马福兴为头目，招来“回队”五营，杨自任统领。据后来担任过新疆省主席的包尔汉说，杨增新平时就注意和当地回族首领以及地方豪强交往，彼此之间早已建立起一定的私谊，他招的“回队”五营，管带、哨官全部亲自选派，士兵大都是农民或者遣犯出身的回人，其构建亦效仿学习了晚清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模式。

当时的新疆，主要有三股势力，即袁大化控制的新疆陆军各营、伊犁革命党势力以及哥老会势力。但随着杨增新手中握有了这支“回队”，新疆的势力格局悄悄地被打破了。

1912年，为扑灭伊犁革命火焰，袁大化先命亲信陆军协统王佩兰前去镇压，接着又令杨增新率领“回队”前去增援。

但是，杨增新却在这时选择了虚与委蛇、按兵不动。

袁大化见“回队”始终徘徊于迪化，这才意识到杨增新已蜕变成卧榻之侧的一头猛虎。起初，他还想借用清廷的威严来剪除杨增新，可就在这个时候，清廷轰然间就倒塌覆灭了。

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一度想以旧子来稳住新疆棋盘，因而袁大化成了民国新疆首任督军。然而，当时的新疆时局，已如同置于炭火上被烧得通红的油锅，俄国在边境虎视眈眈，哥老会在疯狂制造暗杀，各地群情激愤，矛盾一点就燃，省城迪化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这一切都是袁大化万难承受的时局之重。

为了保住性命家财，袁化成想到了弃官东逃，远离新疆。

逃离之前，袁大化向北洋政府电荐喀什道尹袁鸿祐接替督军一职，杨增新为布政使。北洋政府表示同意，可袁鸿祐还没有来得及动身，哥老会已提前一步收缴了他的人头。

死的死，逃的逃。

北洋政府没得选，杨增新临危受命，成为新疆新一任督军。

杨增新上任之初，他所面临的局面实在凶险——

就在他入主督军府的同时，伊犁成立了与省府分庭抗礼的临时政府，哈密与吐鲁番的铁木耳起义，患生肘腋，和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村落突然发生了引起国际关注的“策勒村事件”，俄国趁火打劫，竟以“不知该通知谁”为借口，悍然派兵越境进驻伊犁与喀什噶尔······毫不客气地讲，当时的新疆，稍有不慎，很容易就会陷入全面动乱，进而遭到列强肢解，那样的话，中原也必将陷入动荡，中华民国也极可能倾覆不存。

当时，围绕新疆有一个最为乐观的看法，杨增新儒生出身，没有军队，没有财政，没有后援，没有人际资源，甚至连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也没有。而本应成为他坚强后盾的“北洋政府”自顾不暇，反视其为累赘。这样的糟糕局面，杨增新顶多能支撑十八个月，作为代价，他的性命很可能要交代在这里。

现实总是残酷的。

历史总是充满奇迹的。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杨增新竟然将乱麻拧成绳，将难收覆水升华为甘霖。新疆在他的手里，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了最为安稳的地方，成了十七年不变的世外桃源。

鉴于本文的主旨是要讲述杨增新对抗外敌，守卫疆土的英雄之举，对内理顺局势，苦心经营的方方面面就不展开讲了，仅仅以几个片段来代表。

杨增新治理新疆，崇尚文治，不轻易使用武力。作为一省督军，在内地军阀连年混战，拥兵自重的年代，杨增新却不主张扩充军队，而且主张裁军。他曾几次呈文北洋政府呼吁裁军，并在新疆采取了实际行动。

1921年，新疆局势相对稳定后，杨增新几次大量裁兵，至1927年，新疆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万人。其赖以取得并巩固政权的“回队”新军，也淘汰将近一半。

杨增新不多养兵，无心治军，一是因为财政困难，二是他认为武官难以驾驭。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治理新疆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只需要他的“一颗脑袋，一支笔管”，至于保留军队，不过是为了体制的关系，不能不有而已。

这一点很了不起，杨增新曾得意地宣称：“在新疆唱了十七年空城计”。

关于杨增新治兵，许多新疆老人几十年后还能讲出这样的轶事——

那时新疆每逢寒冬将至，老将军就打开军营大门，尽量招兵，到处张贴布告：凡愿意的全可以当兵吃粮。来年春天，即将春耕，老将军又打开营门：凡不愿意留在兵营的，一律来去自由。

新疆垦区自古有一个难题，就是劳力奇缺，春天农工收入远超过军饷，而且为了找到足够的人力，地主们往往会拿出优惠手段。

老将军这样做，就省去了一大笔军饷。

寒冬来临，老将军更得人心。这时候，农田收割干净了，农工们无工可做，饥寒无家，往往会铤而走险，打家劫舍。老将军打开军营，无限制招兵，把这些精壮的劳力收拢在军营里，有口饭吃，有地方睡觉，吃得饱，穿得暖，到了春天再放出去打工——老将军的这个做法，算不上富国强兵的好政策，可就是凭这个招数，新疆在十几年间保持了社会稳定，在内地已成“家常便饭”的兵变，在杨增新时期从未成为问题。

杨增新以“小政府”治理新疆，个人不接受馈赠，不纳贿赂，不讲排场，不注重享受。一件棉袍，他可以穿十几年，与内地的督军府邸相比，他的官邸简陋到可以“考古”。

为官几十年，他事无大小，躬亲而为，并且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既运筹帷幄，也会冲锋陷阵，从来没有失误。”

当然，与民亲切的杨增新，对待异己分子也有他的霹雳手段。有段时间，杨增新发现云南籍军官夏鼎、李寅等人有二心，便摆起了酒宴。

喝着喝着，只见他突然用手一指，“砍夏鼎！”身边的卫士便起身揪人，然后手起刀落，人头落地。

满座皆惊之下，杨增新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照样喝酒。过了一会儿，只见他用手又是一指，大喝道：“砍李寅！”

喝声刚止，又是一颗人头落地。

这时，全场的人都停止吃喝，连呼吸都变得异常沉重。这时候，杨增新站起来，笑着让大家继续吃肉喝酒，然后解释为何要在酒宴上杀人。

有新疆老人讲，老将军轻易不翻脸，但人人都知道，他有变幻莫测，翻脸不认人的时候。

讲完几个片段，回到主旨。

阿尔泰地区在清末时期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后来实行“科阿分治”，将阿尔泰单独划分出来，另设阿尔泰办事大臣，辛亥革命后又改称阿尔泰办事长官，直辖于北京政府。

当时，外蒙古宣布独立，并在沙俄的策动下，挑起“科阿战争”，占领科布多，进犯阿尔泰。

在此危急关头，杨增新决定出兵驰援科布多，此一决策遭到了府中幕僚的激烈反对。幕僚们认为，此时出兵科布多，路途遥远，劳民伤财，徒劳无功，不仅无法改变科布多的命运，而且还会引祸新疆。

但杨增新却认为，科布多与新疆唇齿相依，是我国西北门户，如果发生变故，尤其为全国安危之所系。至于阿尔泰，杨增新更有清醒的认识，“阿（尔泰）存则新疆可保，阿（尔泰）亡新疆难以独全。”

力排众议之后，杨增新亲选蒙古亲王帕勒塔，担任驰援科布多的总指挥。帕勒塔乃新疆伊犁乌苏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精通军事，善打胜仗，在地方很有号召力。

帕勒塔调集20多营兵马向科布多驰援之前，杨增新提醒他：“吾辈只知以平定内乱，保全领土为宗旨，一切交涉（北洋）政府自能主持。”

这一席话里，不仅包含着杨增新的民族气节，而且还体现了他在那个乱世异常可贵的政治操守，在新疆，他一向尊奉中央，而不是借着乱世与乱局，与中央分庭抗礼。

遗憾的是，在科布多，杨增新遭遇了胜而失地。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弱国的悲哀。无奈之下，杨增新只好遵从北洋政府的旨意，退让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外敌可以更进一步。

因为，阿尔泰是杨增新守卫疆土的底线。

之后，他驻兵察罕通古，多次击退外蒙军队的进犯，最终保住了阿尔泰，将它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之内。

那一时期，阿尔泰孤悬于新疆之外，地僻势孤，北洋政府忙于内斗，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沙俄又强行驻兵并移民阿尔泰，形势相当危急。

1915年7月，办事长官刘长炳呈请北洋政府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设镇守使或者道尹，北洋政府指示他与杨增新商议具体办法。不久，刘长炳重压之下辞职，继任者又有不同的想法，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1918年8月、1919年1月，库伦都护使陈毅先后两次呈请北洋政府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区为道，因为当时的沙俄已经显露出侵吞阿尔泰的野心。

眼见阿尔泰无力自保，随时可能被吞并，杨增新先与阿尔泰蒙古各部的王公贝勒达成一致，而后致电北洋政府，希望早日解决此事。

1919年3月，阿山发生兵变。杨增新顶住压力，果断派兵镇压，同时强力接管了阿尔泰的防务，对阿尔泰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管理。

有了杨增新的强有力作为，6月1日，北洋政府正式下令裁撤阿尔泰办事长官，改设阿山道，归并新疆，该地区的蒙古各部也由杨增新进行统辖。

阿尔泰划归新疆，不仅解除了一场危机，而且标志着杨增新最终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可以说，如果没有杨增新的果敢、坚决与担当，阿尔泰极可能丧失在当时的乱局中，今天的中国西北国境线就要后撤不少，当然也就没有了如今的“冰雪名城”阿勒泰。

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还曾遭遇一个难题——白俄残兵窜扰新疆。

处理这个难题，杨增新不仅心思缜密，而且手段十分高明。在俄国内战形势尚未明朗前，杨增新始终坚持中立政策，绝不冒险倾向任何一方。在他看来，轻易站队，对新疆来说极不明智，稍一失控，极有可能将新疆拖入俄国内战的漩涡，引起动乱，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但是，当俄国十月革命取得完全胜利，杨增新随即就看清了白俄残兵的危害。

杨增新有一句名言：“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

为了解决白俄残兵，杨增新一手与苏俄合作，让其借道剿匪，但有一条，苏俄想借机在新疆捞取利益，那是完全办不到。至于杨增新的另一手，那就更厉害了，民国时期的新疆锡伯族政治家广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为了解决白俄残兵势力，杨增新曾设法让其最顽固的首领阿连阔将军（号称沙皇的驸马）染上鸦片瘾，彻底瓦解了斗志。为阻断境内白俄残兵的联系，杨增新胆魄很大，竟将进入新疆的白俄残兵软禁在人迹罕见的敦煌石窟里，以至现在还留下了俄国败兵烟熏火燎的痕迹。

杨增新对外，包尔汉在《新疆五十年》一书中曾给出过这样评价：“他在新疆十几年，同帝国主义国家或他们的代理人没有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做过类似的口头默契。他没有依靠过他们谋求什么，也没有借过外债。”

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与杨增新有过交往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对其也有过一段评价：“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有最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唯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

很显然，在外国人眼中，他是那一类让人尊敬的中国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中国人，最后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热闹非常，这里正在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

中午时分，宴会现场，突然传来一阵枪声，64岁的杨增新当场被打死。

究竟谁是幕后真凶？

正史的说法是，军务厅长樊耀南不满杨增新的冷落，铤而走险，事后还开会宣布政变成功。这时，民政厅长金树仁闪电出击，剪除了反叛者，从而成为新疆新的统治者。

野史则认为，樊耀南与金树仁是相互勾结，金树仁事后杀樊耀南，是为了灭口，否则不会先把樊的舌头割掉。

还有一种家史的说法。樊耀南的长孙认为，是金树仁及学校教务主任张纯熙二人实施了谋杀，幕后主使是意欲染指新疆的冯玉祥。

对于自己的结局，杨增新大概是有所预料的，他曾以诗言志，写过不少壮志凌云，只为戍边的诗篇——

一山横亘界南北，

万古雄奇塞大荒。

都护已非唐代府，

匈奴不复汉时王；

斜阳雁带冻白云，

夜月燐飞秋草原。

太息重门今洞辟，

元戎何以固边防。

他的一生，忠于新疆，终于新疆。

今日的国人应该知道他，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