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改变命运的机缘很多。我从山村走进城市，从普通农民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从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到担当一点职责的基层领导，其身份的转换源于高考制度。

1976年1月，我高中毕业回村成为返乡知识青年，是一名标准的山村农民，公社社员。作为社会青年，为了迎战高考，脱掉“农皮”，前两年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备考，后一年一边备考，一边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教学；其艰苦卓绝的曲折经历值得一叙。今天回首往事，有心酸、有苦涩、亦有哑然失笑或追悔莫及；有拼搏努力，有刻苦钻研，有坚韧不拔成功的喜悦，也有自学上进的人生感悟和收获。

第一次参加高考于1977年冬季。在此之前，在县里，公社偶有经推荐上大学中专的工农兵学员，但名额分到山村的太稀少，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当年我家上溯到五代祖辈无一例外是农民，我的所有直系亲戚无一例外是农民，所有的主要社会关系无一例外还是山村农民，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当院立擀杖，四面没靠向。通过高考走岀山村既渴望又半信半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及对国家政治生活变化的无知，自己对高考并没有多少信心和勇气，更在于过去从不知道有高考之说，对公正公平大为存疑。我能参加高考还是因为村中一位叫孙阔的青年知道后想去考，要找个伴，才动员我去的。因为家里穷，没有路费，孙阔借给我10块钱；另外一位孙姓长辈借给5斤全国粮票。当年的考场在阳高一中，头一天大早我俩步行三十多里去王官屯火车站，坐火车一站地约三十多里即去阳高车站，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客运汽车，去近地靠双脚步行，去远途只能坐火车。到阳高火车站下车后步行到阳高一中，为离学校近一点，也为了省钱，我俩去县城西门外的一家车马大店住下。在当时，在我们眼中，阳高县城就是一个很繁华、很大的城市了，很想逛逛看看，孙阔尽管比我大三、四岁，但心理和我一样，所以，当天下午看完考场后，我俩便在大街上商店里用好奇、羡慕的眼光看热闹。当天晚上，我俩还买了张电影票，在影剧院看了一场电影。如此放松的心情，源于我们高考之前在村里当社员，没有复习，也没有资料，拿着碰运气的心态而来，更想着自己不可能能考上学校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考得都是理科，考场上水平发挥自然一塌糊涂，我记得影响最深的是有一道题说“上行速度40公里，下行速度50公里，求平均速度”，应该说在当时这应是一道有技术含量的数学题，考虑时间、速度、距离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散场后，有一考生说“如此简单题，二者相加一除即可”，彼此问答案，另一考生居然说得45.5公里。如今想起来真哭笑不得，二者相加后均除本身就是错误，而此老兄竟然连九十除2都计算不对，怎能迈进学校的大门。语文题有一作文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稀里糊涂的答题，梦里梦懵的想法，将信将疑的态度，高考成绩通知下来，自然名落孙山。但我的成绩教育部门用电话通知了下来，孙阔连通知都没有通知，因为我的成绩离被录取差距不大。随着一九七七年高考的开始，社会上对高考的议论大幅度升温，这些信息也从多渠道传到了我们山村，从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开始办补习班，作为政治任务培养人才；公平、公正的高考选拔制度，给一大批无社会背景的农村人改变人生命运的新机缘，因为在当时，我们村里的孩子，能捧一只“铁饭碗”，脱掉“农皮”，由一个农村人变成一个市民户，那吸引力太大了，动力太强劲了。因此，高考这条独木桥成了越来越多人疯狂走上的唯一通道。这一年，县里通知我可以脱产去阳高五·七农大去补习，但由于我家里贫穷交不起补习费，加之拖欠生产队款，所以未能去。可也是从接到通知的那一天开始，我在村里一边干着四季农活，一边开始了刻苦的自学，三次迎战改变命运的高考，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