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霖，字润琴，河间府肃宁人。因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而被人们所熟识。作为最后一位状元，在当时风雨莫测的环境中，他的政治生涯可谓是坎坷而艰辛。

刘春霖，并非豪门望族子弟，其父亲不过是当地最普通的差役。因其父担任皂役之职，按规定其后代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于是他在小时候就被过继给同一家族的伯父。他从小天资过人，又勤于苦读，熟读四书五经，并且能写得一手好字。18岁成为秀才，30岁成为举人，32岁一举夺魁成为状元。他参加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于是被人们成为“第一人的最后一人”。

庚子赔款让清朝的统治者终于清醒了，祖宗之法不改不行！统治者开始推行新政，内容涉及到国家管理的多个方面。其中关于科举制是否废除的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热点。这些争议让从小饱读诗书的刘春霖十分焦灼。若科举废除，前30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好在1903年正值慈禧70岁寿辰，虽大清帝国苟延残喘，气数将尽，但为了给慈禧贺寿，清廷决定依照旧历开恩科。正是这场考试，让刘春霖实现了“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荣耀。

对于刘春霖的状元身份，一直有这样的传闻：据说当时新科状元应为广东考生朱汝珍，但是慈禧是一个特别讲忌讳的人，认为他的名字和户籍不够吉利。一是因为其名字中的“珍”字。让她联想到了光绪皇帝最宠爱的珍妃。在八国联军闯入紫禁城，慈禧逃命之前，将她一直怨恨的珍妃投入井中，残忍杀死。二是因为其来自广东，主张维新变法的梁启超和康有为都来自广东。经此一事慈禧对于广东人，那是心存芥蒂。

而刘春霖的名字寓意深得慈禧欢心，“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寓意颇好，并且他的字也是赏心悦目，有大家风范。这一年刚好遇到大旱，迫切需要一场春雨。清末久遭天灾人祸，慈禧又是个极度迷信的人，当即将刘春霖定为本科状元。

新科状元原本应是风光无限，走马上任，可刘春霖等来的却是前往日本政法大学留学的通知。在日本的刻苦学习，让他大开眼界，虽意识到封建君主专制的落后，但30多年封建伦理的教化已经深深刻在骨子里。所以对于社会改革的方向，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君主立宪”。

1909年，刘春霖学成归国，抱着一腔热血，想要一展宏图。清政府对于自己培养的人才，也算是“厚待”，将其任命为咨政院议员，可是“预备立宪”本就是清政府谎骗天下人的说辞，因此刘春霖也并未有什么实权，但他却仍在努力将其所学发光发热，例如对于湖南巡抚杨文鼎私自发放国债的行为竭力抨击，虽然军机处和摄政王载沣都让他“得过且过”结束此事，但是他依然据理力争。

1911年，本是春风得意的刘春霖大展拳脚的时候，可辛亥革命的爆发却无情地打碎了这一切。霎时间，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作为效忠对象的皇帝没了，心心念念的“君主立宪”也凉了，刘春霖心灰意冷，他也无意于到新的民国政府做官，只得躲在北京的家中，终日饮茶作诗，舞文弄墨。似乎外界纷扰再与他无关，外人看来好不快活，个中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并不是没人请他出山，只是刘春霖顶着一个满清遗老的头衔，他的内心仍然坚守着君君臣臣的那一套。

在过了两年的清闲日子后，当时最大的实权人物——袁世凯，向刘春霖伸出了橄榄枝。这次刘春霖反倒答应了，毕竟袁世凯算是对他有“知遇之恩”，之前清廷大搞君主立宪时，袁世凯就大力举荐他参加，自己的老师杨士骧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无论于公，还是于私，刘春霖都没有推脱的理由，于是他应袁世凯邀请，担任其“总统府内史”一职。

可令刘春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纯粹就是个工具人。袁世凯意图称帝，需要各省派出所谓的“请愿团”前来撑场面，刘春霖扮演的就是直隶省代表这一角色，在助袁称帝一事上可谓不遗余力。

在此之后，刘春霖在支持帝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张勋复辟之时，刘春霖同样是在老前辈康有为的号召下积极响应。在溥仪再度登基的庆典上，刘春霖作为满清遗老的代表人物，骄傲地穿着大清四品官服，到太和殿上为这个娃娃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其情之真、意之切，令在场人物感动不已。

虽然留学日本，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可是刘春霖依然无法抛弃心中的“皇帝”。帮助袁世凯称帝，支持张勋复辟的行为，让他与“新政”渐行渐远。

此后刘春霖对于仕途的发展不再过分关注，将目光转向教育。刘春霖虽早年熟读四书五经，但留学日本的经历，使他十分清醒地知道，新式教育对于中国的必要性。在北洋政府任职期间，他创办了主讲气象和农业的讲习所，培养专业人才。民国初年，他还创办了“燕冀中学”和“明轩中学”，并担任董事。除此之外，他还向学校捐资捐物，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

我们无法用“进步”或者“封建”来简单地形容刘春霖，在他的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中国封建士人迂腐之样，又可以看到革新人士进步之思。正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物，折射出时代变革的点点滴滴。

刘春霖虽然徘徊在“封建”与“进步”之间，但是在国家大义面前毫不动摇，守住了文人的气节。1934年，郑孝胥找到刘春霖，希望他可以去“伪满洲国”出任教育厅厅长，辅佐溥仪。郑孝胥来之前可谓信心满满，因为二人是密友，他十分了解刘春霖对于“皇帝”的执念。可是刘春霖的态度却让他吃惊，刘春霖不仅没有给他面子，并且要与溥仪决裂。对于刘春霖而言，如今的“皇帝”，俨然已是日本人的傀儡，早已不是昔日之主。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北平。考虑到刘春霖的身份与地位，日本人再次派遣其旧识王揖唐前来“邀请”，希望他能出任北平市长。但是刘春霖依然没有给旧友丝毫颜面，并且痛斥其为“筋骨软的东西！”。王揖唐并没有就此打住，第二天，日伪军就抄了刘春霖的家，并将一家老小赶出家门。面对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依旧坚定地守住了文人的气节，将国家大义摆在第一位。在此之后，刘春霖不问政事，通过写字卖字补贴家用，日子不算富贵，但是至死不做汉奸，始终是人生最后的底线。1944年，73岁的刘春霖与世长辞，留下了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生背影。

王揖唐

从打开圣贤之书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刘春霖的人生最高理想。可命运正是如此无情，革命的力量涤荡着一切旧思想与旧秩序，也摧毁了刘春霖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的皇权尊严。在那个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有着无数的“刘春霖”，在激烈的时代浪潮中，个人的发展与走向早已不是自我抉择的结果，大多数人只能如浮萍般随波逐流。然而回顾其一生，尽管在政坛之上，刘春霖并未达心中所愿，但是他在国家大义面前毫不动摇，在威逼利诱下泰然自若，守住了文人最后的气节，也践行了自己最初的理想。

张升卫：《刘春霖：中国最后一位状元的风雨人生》，《文史知识》2006年第11期。

颜建华：《正直端方的刘春霖》，《贵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张玮：《“末代状元”刘春霖》，《同舟共进》2020年第12期。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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