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释启鹏

内容提要：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引发了中国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新型研究路径的历史政治学不但具有客观的分析主义特征，而且和其它政治理论的研究路径一样，还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特征。历史政治学首先回答了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从而为建构中国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基于政治学取向的政治史研究有助于避免因“文化转向”而导致的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这意味着历史政治学研究既追求“真相”也关怀“真理”。历史政治学的知识功能自然有其政治实践价值，那就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解释与现实论述，并为认识合法性政治提供一套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历时性方案。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无疑是2019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大亮点，并迅速获得了学界的积极回应。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得到《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关注并给予头版报道，之后该报又开设了“历史政治学专栏”，连续六期刊登海内外领军学者关于历史政治学的文章。①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中共党史研究》也将开设“历史政治学笔谈专栏”。专门的历史政治学学术研讨会已经有若干场，2020年将会有更多场次的以历史政治学命名的学术会议。更重要的是，2019年正式亮相的历史政治学已经有了小批量的学术论文。②在中国政治学界，很少有哪个学术概念甫一提出就产生如此多的、主题如此集中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大批量的学术成果正在产生之中，以历史政治学为中心的国内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另外，很多学者此前虽然未曾使用历史政治学概念，而是使用“政治史学”概念③，他们在事实上从事的就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历史政治学大有成为显学之势。正如徐勇教授所言：“历史政治学的产生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其深刻背景在于当今中国政治发展远远超出既有的政治学的全部想象和知识体系，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它不是简单的因人而起，而是这个时代的需要。”④

我们曾专门阐述过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⑤那么，历史政治学到底有什么用呢？在已经有成熟的历史社会学的背景下，为什么要提出历史政治学？说到底，这需要我们去发现历史政治学的特殊功能。本文认为，历史政治学的作用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回答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二是，防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三是，提供国家治理的经验；四是，论述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历史政治学至少有两大学术功能和两大政治功能。

一、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学的知识来源问题

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学科以及政治理论，自然应该是“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或者说政治学的知识来源或者理论来源应该来自历史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

就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而言，缺的不是理论资源。相反，是各种理论太多而难以消化和超负荷的“富氧”现象，而且这些理论和概念几乎全是舶来品。政治学理论中的国家理论、政体(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其中却很少有中国元素。比如，流行的国家概念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基于16世纪以来欧洲宗教政体向民族国家政体转型的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即所谓的在特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机器。⑥这是描述封建制的分散化权力向国家主权转变的历史经验，而且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族一国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概念既不能解释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多民族问题，也不能解释作为国家前提的国民认同问题，还不能解释很多国家的无效治理问题。再比如，流行的西式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讲的是个人权利、法治、代议制和多党竞争，这其实与西方文明的关键因素高度重叠，⑦因此完全可以说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鉴于此，当西方人讲到政府作用时，必然是作为“小政府”的“有限政府”，强调的是个人权利和社会作用。相应地，政党也只不过是革命之后代议制的产物，是议会中的一个政治社会利益集团。这些教科书式的政治理论在中国十分流行。

然而，被中国视作“理论政治学”的这些概念和理论，对西方而言却属于“历史政治学”的范畴。如前文的简单回顾，国家概念、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无不来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与实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是历史主义的；但是，对于中国和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非历史性的，甚至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巨大张力乃至冲突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现代性意味着统一性或相似性，即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现代性概念诸如民族国家、政党、民主，但它们在实践中所展现的国家治理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内在逻辑就在于，这些流行的概念或表达出的制度形式与很多国家的文明基因存在着紧张关系。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拥抱现代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现代性的多元性，而且现代性并不必然从16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兴起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洞察力值得重视，他认为秦汉是最早的现代国家。⑧秦汉之制两千余年，中国因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存在几千年的大型文明体。这样的文明体显然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理论所能解释的。因此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文教”高于宗教的“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文明型国家。⑨

认识到中国的“文明型国家性”而非“民族型国家性”，就应该知道，很多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就很难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比如，民主的概念不是讲二元对立的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协商式的社会和谐，所以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更受欢迎；政府责任不是有限的，而是民本思想中的“无限责任”，所以才有全面消灭贫困计划；政党也不是西式政党的竞争政权的选举机器，而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和治理好的政治组织，所以才有“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等等。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属性，那就是政治史属性。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也可说中国民族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一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衰。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⑩能够连续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自然蕴含着政治学理论的宝贵资源，只不过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未能系统地被表述为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而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国运式微，对中华文明自我挞伐之风盛行。但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最终是“中国学派”改变了中国命运。在这个过程中，转型后的梁启超第一次把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提升为民本主义，并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钱穆先生则力倡大一统政治的优势，批驳“多头论”，并谓中国之“礼治”就是事实上的法治。有学者认为转向后的梁启超和钱穆是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11)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但真正赢得胜利、改变中国命运的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学派”。延安时期的一系列宏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这种成熟尤其体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12)上述各家各派价值取向不同，政治诉求差异更大，但共同的基础则是以中国历史为出发点的认识论，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不但可以用来诠释那个时代的学术纷争，也可以在社会科学脉络上回答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

当下，基于中国历史或比较历史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理论成果。有学者基于中国政治史研究，认为“协商政治”是中国政治中最深厚的政治传统，这回答了“协商民主”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得以流行(13)；有学者基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出包括了治理价值、治理维度和治理方法的“治体”概念(14)，这远比西方政治学中的政体概念更有包容性和解释力；有学者立足比较制度变迁研究，提出了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的政党中心主义概念(15)，被认为是中国政党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受到学界重视。(16)中国学者基于历史研究的政治学概念，无疑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内涵。

未来，要建设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自主性政治学，需要在政治学原理体系意义上对政治学最基本概念和方法做历史政治学的重构。除了需要重新解释政治文化理论、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体理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现代化理论等最基本概念外，首先需要结合中国政治史或比较历史重塑“政治”的概念以及研究政治学的方法论。当下流行的“政治”的概念，是行为主义盛行时期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提出的“对权威性价值的分配”，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通俗说法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17)。这种观点就把政治视为界定宪制结构下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不问政治的目的性价值。事实上，中国政治史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如何分配只是政治的终端性过程，起始性过程是解决国家性或国家认同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基于当代西方历史经验的政治定义，不能用来解释很多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就是理解政治不可或缺的资源。

与政治的定义相关，是如何研究政治的方法论问题。不论是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其论证的都是个体主义世界观的合理性乃至神圣性，这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所倡导的个体解放的历史哲学。且不论其自身的政治解释力如何，如果用这套历史哲学基础上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去解释文明语境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必然是缘木求鱼，甚至是指鹿为马。中国社会关系中的集体主义众所周知，可以称为家庭伦理本位，可以称之为“仁爱”，也可以称之为阶级关系，总之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主义”。可喜的是，无论是中国政治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研究，我国学者都系统地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研究方法。(18)

只要回到中国政治史，很多流行的概念乃至方法都需要重新界定。当然，这种历史政治学研究并非狭隘的“本国中心主义”，基于世界史的比较历史分析同样对发展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列强之间的“百年和平”，产生了所谓“实力政治”“均势”等关键词；但是，“百年和平”的另一面历史是当时的列强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论的历史。这样，历史政治学可以起到防止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倾向。

二、历史政治学与避免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起人们的想象力”(19)。在这本堪称“年鉴史学的宣言书”中，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展现了历史学何以通过深度与广度彰显其魅力。但在20世纪后期，史学研究者却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他们反而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20)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但总体来看，这一趋势与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有着密切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研究的传统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了一种对新的文化史的强调，身份、意识形态和心态等方面替代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经济基础”(21)。这一转变是对当时占据主流的“整体史”的反动。文化导向的史学家认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传统虽重视社会阶层的互动及其经济活动，但在探索宏观结构发展时忽视了对个体行为的描述。为此，他们转而关注历史细节与琐碎事件，探索微观的、文化的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奥秘，并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解析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22)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

近百年来，史学研究呈现出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从权力精英转向普通民众的整体趋势，在此进程中政治史不断衰落。(23)20世纪中叶年鉴学派盛行，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就已经强烈冲击了以国家制度和精英活动为主线的政治史研究。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政治不再被视作独立的运转机制，研究者认为只有在地方知识和社会文化脉络中才能理解政治的真实意涵。(24)在当下罕有的政治史研究中，充斥着对特定村庄或宗族的民间习俗、生活方式、身份归属和集体记忆的剖析，却很难寻觅到权力、阶级、政党与国家的踪影。政治史没能逃离碎片化的命运，甚至“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25)。

新文化史往往被称为“人类学的历史学”，他们广泛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直接处理文化现象。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解读”(interpretation)传统逐渐替代了原有的“解释”(explanation)传统。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指出：“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应该更广泛地说，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对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人”(26)。然而，新文化史却掀起了对卡尔所赞扬的那种历史书写方式的批判。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言，文化研究涉及的并不是因果解释，而是对意义的诠释。(27)文化研究主张“深描”(thick description)，强调研究者应该像面对文本那样直面文化，通过重建具体的历史场景以求获得对某一历史或文化现象的真切理解。这种方法显然只适用于那些微观现象和个体行为，整体的、宏观的历史研究进一步被侵蚀。

这样一来，“文化转向”的浪潮使整体史让位于碎片史、政治史让位于文化史和社会史、解释传统让位于解读传统，其最终的结果是“历史不再是一门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它破碎得近乎无法挽救”(28)。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29)更严重的是，这种倾向可能对政权合法性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只是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哪个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30)，但自改革开放之后，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极大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31)然而，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虽展现了近代中国更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他们根本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强烈冲击了那些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历史社会学素来是发现和检验理论的重要场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主义的兴起，历史社会学迎来了所谓的“第三波”转向。(32)在这次转向中，历史社会学家淡化了对权力和结构的重视，放弃了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方法，也不再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这类根本问题。相反，新一代的学者愈加迷恋情感、话语、符号，热衷于分析文化向度、情感变量是如何影响历史迭变与社会变迁。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历史社会学相较于几十年前退步了，他们无法像前辈们那样为人类发展提供知识启迪与实践智慧。除了形成了一群通过自我建构而沾沾自喜的学术群体之外，文化导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很难说对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了实质贡献。(33)

那么，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34)因为存在本体性，故而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诸神之争”中迷失方向。相反，作为一门成建制的学科，历史社会学更多地停留在方法论层面，因此它毫无疑问地如“风中稻草”一般受到各种史学传统的影响：当马克思主义史学风靡一时，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特征历史社会学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年鉴学派如日中天，沃勒斯坦为世界体系理论找到了历史基础；当文化主义盛行，美国历史社会学也迎合这一趋势展开了所谓的“第三波”转向。而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历史”仅仅是一种基于“时间性”的分析工具。(35)因此，时机、时序、历史关节点、路径依赖等概念虽便于研究者分析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但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传统却始终在回避“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基体”或“中国文明基体”(36)。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例如，发展经济学往往将财富的积累，即人均GDP的增长视作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实现什么发展。但如果我们放弃这种碎片化的视角，承认历史是一种“恒常”且“延续”的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和更长时段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变革了社会结构且形成了部门齐全现代工业体系，并在妇女解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都是无法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习以为常的人均GDP能够衡量的。(37)与此同时，这些红利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正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的那样，尽管这种投入的初衷并不是协助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但它却创造了在这个国家转向市场之后可以投入动态运用的社会机会。(38)整体而非碎片，延续而非断裂，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所决定的。

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还决定了它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即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以及论述合法性来源，我们在下文中将有专门论述。在这里需要回答的是，哪些历史研究能为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提供直接帮助。一方面，历史政治学是一门“建制性”的学科，需要对重大时代问题予以回应，因此它不太可能选择碎片化历史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解读传统。另一方面，国家建设是一个多维的复杂工程，尤其是在关乎“上层建筑”的实践中，那些琐碎的、细枝末节的研究自然难以充当有效的知识供给，毕竟很难想象那些在情感、价值与符号中打转的历史研究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真知灼见。因此，历史政治学的政治功能同样决定了它探寻的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历史知识。

面对“治国理政”的现实问题，政治史具有天然的优势。社会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地方化”的叙事，毕竟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整体上)和跨领域(制度上)层面的基础性综论，社会史、文化史的“专业化”“去中心化”的取向也无法割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39)历史政治学无疑是重振政治史的重要路径，尤其对中国而言，历史本身就是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王朝兴替史在内的政治史，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在本质上也都是政治史。政治史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本体存在”，研究这个“存在”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类似的，聚焦于“过程性结构”的世界政治研究同样需要集成性、总体性的知识，而不是几个国家的历史片段或是某些文化现象的意义阐释。沃勒斯坦等人抓住了“资本主义”这条重要线索，但仅仅立足经济逻辑导致他们的研究对理解国家兴衰依旧存在局限。(40)通过历史政治学的思维探索世界政治，我们需要的历史知识是包括世界经济史(资本主义史)、各主要国家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在内的世界政治史。(41)世界政治史的形成必定是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而非分支学科、碎片化的拼图。

历史政治学将历史视作延续性、整体性的本体存在，其鲜明的实践品格也要求历史研究能够为理解国家兴衰、助力治国理政提供有效的知识，这两点本体论上的特征都决定了历史政治学能够有效避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学术功能转向政治功能，看一下历史政治学是怎样为国家治理提供经验，以及如何回答政治合法性这一本源性问题。

三、历史政治学之“求善治”与研究善治的方法论

历史政治学之价值并不局限于前述的两大知识论功能，其知识论功能本身包涵着天然的政治实践价值，即研究如何提供治国理政的方案或者理解善治的方法。但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政治学研究，一直有“求变”代替“求治”的现象。(42)“变”固然是一种常态，但历史告诉我们，“变”寓于“不变”之中，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一直围绕政体之“变”而非“不变”之道，即如何治国理政问题。想当然地认为政体变了治理自然就好了，这完全不符合比较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从20世纪上半叶乃至六七十年代，“求变”的主题是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危机性而在改变着自身；二战后，西方学界在民主理论上成功逆袭，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代替了人民主权的古典民主，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并进而成为改造其他国家政治的革命性理论，引发所谓的民主化浪潮和很多国家的转型。即便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兴起的治理理论，鼓吹的也是个人权利、社会权利并以此为基础的去国家化、去政府化方案，因而也是以“治理”之名而寻求革命性变革的理论。

“求变”的研究议程自然有相应的研究方式，比如，配合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的研究范式是阶级分析乃至阶级斗争，配合推广自由主义民主的研究范式是“转型学”和看上去很中性的治理理论。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学的大致走向，中国政治学自然也免不了受世界性思潮的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中，“求变”的理论资源或者思想资源一般是外源性的，即“求变者”期待自己和发达者一样好，这是制度变迁中常见现象。“变”的结果就是现代性的同一性——大家看上去越来越像了。然而，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并未因此得到改善，甚至更加恶化，最甚者招致国家失败，国之不国，比如苏联、南斯拉夫以及仍然处于内战中的一些中东国家，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模式更是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冲击。中国一直在变革，但“变”是在“不变”的宪制结构(民主集中制)中发生的。

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变迁和中国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直在“求变”的政治学应该回归其规定性即“求治”了。在这个节点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引领了时代的话语权。

如果说“求变”的思想资源具有横向性、共时性和外源性的特征，那么“求治”政治学的思想资源必然是纵向性的、历史性的和本源性的。比如，转型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被称为民主政体，但这个政体名称之下则各有其本源性实质性内涵，菲律宾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典型的“封建制民主”——选举式民主寓于不变的旧土地制度之中(43)；作为“封建制民主”的变种，有的叫“新世袭主义民主”(44)，有的叫“考迪罗式民主”(45)。即使在发达国家诸如日本、韩国，选举式民主也难改变其固有的派系政治。而在中国，尽管历经一个世纪的革命性变迁，但难以改变的是中华文明基因，而且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事实上传承着中华文明基因。(46)

“求治”政治学的本源性资源特性决定了，“求治”政治学研究远比“求变”政治学复杂，研究的挑战性更大。这是因为，“求变”因简单化才能招致变迁，比如个人权利假设就可以号召人们去改变，去寻求“历史的终结”，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求治”政治学必然是各国差异性的个案化的历史文明研究，必须寻求差异化治理方案，意味着不存在“一刀切”的治理方案，这让跨国研究者望而却步。历史教训是，按照主流理论去治国理政的拉美国家、非洲大陆，有几个成功的？相反，历史上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二战后的“东亚奇迹”以及当下的中国崛起，都没有亦步亦趋照搬主流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求变”的政治学发达而“求治”的政治学贫困，也能理解异域学者为什么更多地喜欢研究对象国的对外关系而非内政。

他国学者不敢涉足的领域正是本土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个国家政治学研究者对于本国纵向性本源性资源的发掘，就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增量贡献。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应该饱有热情和使命感去发掘自己的治国之道，为世界文明做更大的贡献。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政治史和国家史，相对于擅长“政道”西方人，中国人更长于“治道”。(47)早在公元前8～7世纪，管仲治齐，运用的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堪称最早的“政策决定论”。比较而言，希腊—罗马有政体而几乎没有关于治理的思想，最高的经济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关于分工的观察，之后直至17世纪的西方经济思想一直呈衰败之势。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所说，古希腊“基本上都是一片经济思想的荒漠”，“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经济理论发展走向衰退，到了后来的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希腊化(Hellenistic)和罗马时代，经济思想差不多成为了空白”。(48)比较而言，中国人是与生俱来的治理主义者。

长于治道的中国人的治理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即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但如果想解释中国模式，历史政治学则不可缺席。中国模式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一种文明传承所造就的民族复兴，这就需要回答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种连续体，其中的关键要素是大一统的国家结构为什么能存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本思想、社会关系中的仁爱、边疆治理等要素与大一统的关系，都需要历史政治学的回答。

“求治”的研究不但是在研究国家治理本身，其实也是研究良政善治的一种方法论。若没有历史政治学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没有本源性的历史政治学的知识积累和理论产出，外源性的“理论政治学”就可能大行其道，以源自异域的一个概念、理论体系去衡量完全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治理。一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学受到了各种学术传统的洗礼：民国时期广为传播的是欧洲政治学，新中国成立之后则是苏联政治学，而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学又大行其道。这些外源性政治理论启发以及丰富了我们对于政治学的认知，并开阔了我们的政治视野。然而，它们却不能解释和回答中国的自身实践问题，有时甚至误导了人们对中国政治的认知——比如，在合法性这个根本问题上。

四、历史政治学与合法性政治的知识论

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让人民认同和服从以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的政治统治的最高诉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世界决定了合法性标准的多样性。但伴随着殖民主义以及工业化推动的政治思潮在全球传播，合法性标准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趋势，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被诠释成合法性来源和基础。(49)如前，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对发端于7～8世纪的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由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历史延伸，对西方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标准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政体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显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转型国家又出现了“民主回潮”，进而被西方政治学称为“威权主义民主”“竞争性威权主义”，甚至“无效的民主”。(50)更何况，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一批强人政治现象，都使得西人不得不讨论西式民主的危机。其实，在20世纪末，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就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合法性标准给出不同的答案，认为如果宪政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的合法性来源，“社会条件”完全不同的非西方国家必然有自己的合法性标准，组织良好的“合宜的协商等级制”政治就具有合法性。(51)

社会条件和政体结构都是约束性制度，但为什么相同的政体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政体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乃至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政体是有效的；相反，政体与社会条件存在紧张关系乃至冲突性，政体则可能是无效的。显然，具有历时性结构的社会条件是根本性约束制度，而共时性的政体相对于社会条件则具有附属性，二者都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但社会条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在不同的国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为的历史条件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2)

社会条件的强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社会条件不仅是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结构性约束机制，还是一种时间性演化序列。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性不但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时性的乃至未来性的，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时间进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种政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发性政体和作为“飞来峰”的政体与时间进程的关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时间进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体必然源自社会条件，或者说作为时间进程一部分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论述合法性政治非历史政治学莫属。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与理性选择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设计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选举授权，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识是，如果选举授权不能产生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性政治，甚至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动荡和无效治理，那这样的程序还是正义的吗？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经处于困境之中，就像历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改造(53)，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历史政治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径，以重新认识合法性的来源及其知识基础。

五、结语

无论把历史研究作为政治学知识来源的努力，还是力主政治史研究而防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以及历史政治学的求善治的政治功能，说到底都为理解或者证明合法性政治。历史政治学将为认识合法性政治提供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基于不同的知识体系的观念和理论，对于政治、尤其是合法性政治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不得不指出，历史政治学不但是分析性的，也是功能主义的。其实，任何流派或研究路径的政治学理论都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色彩。以追求“科学”为名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不也是在假设宪政体制合理性的前提下的政治行为研究吗？看上去具有科学主义性质的理性人假设，说到底不就是为了论证基于个人权利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吗？客观地说，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都有一定的分析性，但都有与生俱来的功能主义乃至对策性功能。同样，历史政治学研究追求客观的分析性，但也不回避其政治上的功能主义禀赋。

注释：

①徐勇：《从历史变迁的视野研究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8日。

②参见《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此辑历史政治学专栏刊登了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姚中秋：《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任锋：《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起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另参见杨光斌：《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5期；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徐勇、杨海龙：《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汪仕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历史政治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任锋：《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此外，2019年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开始使用“历史政治学”，比如姚中秋：《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之道》，《读书》，2013年第5期；张广生：《选举代表制、专家治国与后资本文明：哈贝马斯的历史政治学》，《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5期；张树平：《改变生活的政治与改变政治的生活：一种历史政治学分析》，《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③参见刘小枫，《拥彗先驱：走向政治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④徐勇：《从历史变迁的视野研究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8日。

⑤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姚中秋：《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

⑥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⑦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的要素有古典遗产、新教和天主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对立、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0～6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⑧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⑨姚中秋：《儒家非宗教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⑩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1)任锋：《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起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3)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

(14)参见任锋：《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15)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6)诸如，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李新廷：《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逻辑、制度模式与独特优势——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李新廷：《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视角的演进与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张翔：《在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政党中心主义的起源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王衡：《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中心主义》，《亚非纵横》，2015年第2期；丁长艳，《“政党中心主义”的逻辑与转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等等。

(17)参见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8)徐勇：《关系中的国家》，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Yaqing Qin,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Chih-yu Shih,"Relations and Balances:Self-Restraint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Under Confucianism," Pacific Focus,Vol.29,No.3,2014.

(19)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0)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第52页，格致出版社，2017年。

(21)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 in Lynn Hunt ed.,The New Cultur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22.

(22)参见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Florencia E.Mallon,"Time on the Wheel:Cycles of Revisionism an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9,No.2,1999.

(24)William E.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 in America",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3,No.3,1986.

(25)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6)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86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7)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第3～38页，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28)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第1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9)《近代史研究》曾组织学者专门就该问题展开讨论，参见章开沅等：《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

(30)《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1)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陈廷湘：《从“革命史观”到“社会文化史观”——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演变与趋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2)Julia Adams,Elisabeth S.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eds.,Remaking Modernity:Politics,History,and Sociolog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

(33)James Mahoney,"On the Second Wa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1970s-Pres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Vol.47,No.5,2006.

(34)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

(35)Orfeo Fioretos,Tulia G.Falleti,and Adam Sheingate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36)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杨光斌：《中国文明基体论——理解中国前途的认识论》，《人民论坛》，2016年第15期。

(37)李怀印：《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论者商榷》，《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38)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9)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40)因为除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国家能力和国家政策、领土大小、人口基数和素质、地缘政治、资源、文化等因素同样对国家兴衰会产生重大影响，参见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41)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42)杨光斌：《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从“求变”到“求治”——政治学学科史的视角》，《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1辑。

(43)何家丞：《论封建制民主：菲律宾的民主模式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44)Daniel C.Bach and Mamadou Gazibo eds.,Neopatrimonialism in Africa and Beyond,New York:Routledge,2012.

(45)参见霍华德·J.威亚尔达：《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46)杨光斌：《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5期。

(47)参见王绍光：《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8)默里·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第29页、第31～32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49)参见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50)这些“带形容词的民主”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转型国家的数量，参见David Collier and Steven Levitsky,"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49,No.3,1997.

(51)约翰·罗尔斯：《万民法》，第24页、第47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3)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

来源： 《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