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5年，准噶尔汗国一代雄主噶尔丹策凌染病去世，曾一度与清朝分庭抗礼的准噶尔汗国陷入内乱，国力迅速衰微。1755年，清军发兵5万直捣伊犁，末代大汗达瓦齐被擒，我国的西北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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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平定伊犁受降》

清军进驻伊犁后，第一时间便释放了长期被囚禁于此的伊斯兰教白山派宗教首领，有“大小和卓”之称的博罗尼都（？一1759）和霍集占（？一1759）兄弟二人。局势渐渐稳定后，清军护送博罗尼都返回叶尔羌（今莎车），命其招抚旧部，恢复南疆秩序；命小和卓霍集占留在伊犁，掌管当地的伊斯兰教务。

但是，清朝的“好心”并没有得到“好报”。大小和卓获释后，第一时间就与卫拉特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噶尔丹策凌的外甥）串通勾结，不久便发动了新的叛乱活动。

1757年，清军成功平定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大小和卓势力也随之覆灭。“遗憾”的是，大小和卓的后裔却趁乱逃往中亚。谁也不曾料到，此后西北地区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动乱，几乎都能看到这些人的身影。

阿睦尔撒纳和“末代大汗”达瓦齐

那么问题来了，新疆的“和卓”势力究竟来自何方？他们在西北地区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他们为什么总是对新疆“念念不忘”？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和卓”一词源自波斯语，在汉语文献中曾被译作“和加”、“火者”、“霍加”、“霍扎”、“霍卓”、“和卓木”等，原意为“显贵”，后来泛指在一些活动于中亚和新疆地区，以“穆罕默德后裔”自居的伊斯兰教宗教首领。

不过，似乎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圣裔”与穆罕默德本人及其继承人之间存在血缘上的联系。换言之，大部分和卓的“圣裔”身份，“真实性”是有待商榷的。

麦加大清真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宗教首领如此喜欢找穆罕默德“攀“亲戚”？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中亚诸部伊斯兰化的进程中，世俗政权多具备“政教合一”的特质，对于这些野心勃勃的宗教首领而言，借助“圣裔”身份，不仅有助于宣传学说、开山立派，还能争取更多信众的支持，甚至可以插手世俗政权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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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撒马尔罕的列基斯坦神学院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约在14世纪，与新疆和卓势力有着密切关系的伊斯兰教纳合什班底教团“横空出世”了。

1523年左右，在中亚失势的纳合什班底教团的第三代和卓马黑麻·玉素甫被迫撤出撒马尔罕，进入新疆的叶尔羌地区。此时统辖南疆的，是东察合台汗国阿黑麻汗三子萨亦德·马黑麻建立的叶尔羌汗国（1514—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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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尔羌汗国的疆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汗国境内的局势并不稳定。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周边邻国的军事压力，一度让统治阶层焦头烂额。“圣裔”马黑麻·玉素甫的到来，无疑能解决萨亦德汗的“燃眉之急”。——为了借助宗教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萨亦德汗甚至提出了拜马黑麻·玉素甫为师“侍奉其左右”的要求。

对于萨亦德汗的“小九九”，野心勃勃的马黑麻·玉素甫可谓心知肚明。他先是“告诫“萨亦德汗“安居宝座上，持身如禁欲的德尔维系”，并进一步指出“统治权是接近（真主）的最佳途径，但是王者滥用了自己的权力。王者一句话所能降的恩赏，比德尔维希（不论他怎样虔诚）终身所给予的恩赏还要高。在这方面，统治权就是实际有效的权力。”

在今天看来，他的一系列“训诫”与纳合什班底教派一贯主张的“借助政权扩张教权”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复原的叶尔羌汗庭

马黑麻·玉素甫在叶尔羌汗国所获得的礼遇，吸引来了更多的中亚“和卓”前来“投奔”。第三任君主阿不都·哈林汗（1529－1592）统治时期，纳合什班底教派第五代教主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四子伊斯哈克·瓦里，也来到了叶尔羌汗国。

实际上，在伊斯哈克·瓦里来到汗国之前，曾与长兄玛木特·额敏进行了一场争夺教长的斗争。最终，玛木特·额敏取得教长之位，失败的伊斯哈克·瓦里不得不“离家出走”。后来，伊斯哈克·瓦里的势力被称为“黑山派”，玛木特·额敏的势力被称为“白山派”。

伊斯哈克·瓦里之所以选择前往叶尔羌汗国，主要是因为母亲是出身于萨亦德汗家族的喀什噶尔人。不过，初到喀什噶尔的他，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礼遇，反倒是吐鲁番总督马黑麻（哈林汗的五弟）对他尊崇有加——伊斯哈克·瓦里利用自己和卓的身份和马黑麻的支持，大肆招揽信众，扩充派别势力。

（疑似）叶尔羌汗国的骑兵

跟大多数宗教领袖一样，伊斯哈克·瓦里将“政教合一”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比如他在受到阿不都·哈林汗的冷遇后，公然煽动地方（吐鲁番）势力，掀起了反对中央的造反活动。只不过，他的阴谋并未得逞，本人也被哈林汗驱逐了出去。但是，狡猾的他早已在南疆培植了非常多的亲信和耳目，可谓“用心良苦”。

1592年，哈林汗去世，继任者正是一直对其礼遇有加的马黑麻。伊斯哈克·瓦里摇身一变，成为了“统领所有黑山派信徒”的大哈里发。得益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黑山派在南疆地区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期。

1596年，伊斯哈克·瓦里将年仅7岁半的儿子玛木特·叶赫亚（和卓沙迪）送到了叶尔羌汗国。这一举措，进一步奠定了黑山派的独尊地位。

叶尔羌汗国的钱币

马黑麻汗死后（1610），和卓沙迪拥立其长子阿黑麻即位，这引起了吐鲁番总督阿都剌因（阿黑麻的十二叔）的不满，他在东部自立为汗；与此同时，哈斯木王子（阿黑麻的堂弟）在焉耆发动叛乱。尽管阿黑麻的长子帖木儿平定了哈斯木，但阿都剌因依然割据东部，汗国再次进入动荡期。

至于“唯我独尊”的和卓沙迪，一直大权独揽，成为权倾朝野的显赫人物。据史料记载，他曾操纵了阿不都·拉提甫汗、速檀阿黑麻汗、速檀马合木汗和阿布达拉哈汗的废立。一言概之，大汗的话语权逐步衰微，宗教和地方势力日趋膨胀了起来。

位于喀什的“阿勒屯麻扎”，即叶尔羌汗国的王陵

大约在17世纪20年代，白山派势力也渗透到了叶尔羌汗国，其代表人物是玛木特·额敏的后裔玛木特·玉素布。

他先来到哈密后，娶当地宗教贵族赛伊德捷里力之女为妻，并生下了伊达雅图勒拉，即著名的阿帕克和卓。后来，他前往喀什噶尔，投靠了喀什噶尔总督尤勒巴尔斯汗（汗国第九任君主，有“中兴之主”之称的阿布都拉哈汗之子）的麾下。

野心勃勃的尤勒巴尔斯汗，不仅迅速与白山派结成政治同盟，还大力支持白山派势力的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叶尔羌汗国，逐步形成了白山派（地方）与黑山派（中央）两大宗教势力相对峙的局面。玛木特·玉素布被黑山派毒杀后，阿帕克继承白山派首领地位，两派的斗争陷入白刃化。

在叶尔羌汗国时期，木卡姆艺术日臻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本就生性多疑的阿布都拉哈汗，在执政后期变得更为患得患失。他既不信任宗室，也不信任大臣，总是不断用新贵替代失宠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了包括黑山派在内的上层阶级的支持。大约在1667—1668年期间，他被迫放弃汗位，出走麦加，最终死在了印度。

阿布都拉哈汗出走后，汗国陷于更加深重的内乱外患之中。在白山派和一些地方权贵的支持下，尤勒巴尔斯汗成为了新汗。他即位后，旋即对黑山派发动了残忍的报复，黑山派遭到沉重打击，大量信徒遭到了迫害和屠杀。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填补了察合台汗国后期历史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列为中亚历史名著

就在白山派和黑山派在南疆斗得热火朝天之时，北疆（天山以北）已经被卫拉特蒙古诸部占据。也就在这一期间，黑山派支持的伊思玛业勒汗和白山派支持的尤勒巴尔斯汗，分别成为了辉特部首领厄勒丹台什和准噶尔首领僧格（噶尔丹的五哥）支持的对象。

在僧格的支持下，尤勒巴尔斯汗取得了胜利，但本人也沦为了僧格的傀儡，最终被僧格麾下的将领厄尔喀伯克杀害。尤勒巴尔斯汗死后，其子阿不都·拉提夫被扶上汗位。

不甘心失败的白山派很快发动反扑，他们不仅占领了叶尔羌，还赶走了厄尔喀伯克。失败的厄尔喀伯克来到喀什噶尔，与伊思玛业勒汗取得联络。伊思玛业勒汗“卷土重来”，不仅率军夺回了叶尔羌，还对白山派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行动，白山派损失惨重，阿不都·拉提夫在阿帕克的保护下狼狈逃离。

察合台文文献

然而，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远未结束。从叶尔羌逃出的阿帕克流亡中亚十几年之后，最后潜入西藏，并取得了达赖喇嘛的支持。他拿着达赖喇嘛要求噶尔丹出兵“助其（阿帕克）收复家园”的亲笔信前往伊犁，找到了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

实际上，志在恢复“大蒙古国”的噶尔丹，早就有了吞并南疆的打算。阿帕克的到来，无疑给了他挥师南下的绝佳契机。1680年，噶尔丹派遣12万铁骑途径阿克苏、乌什等地，一路横扫南疆，并在白山派的支持下一举摧毁了叶尔羌汗国，包括伊思玛业勒汗在内的汗室成员尽数俘获，押往伊犁。

噶尔丹

在征服叶尔羌汗国之后，噶尔丹一开始立汗室成员阿不都·里什特汗为代理人，这让阿帕克郁闷不已。但正所谓“好饭不怕晚”，1682年，他在准噶尔部的支持下，废除了叶尔羌汗室后裔，在天山南路四城（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开启”了具备政教合一性质的统治。

他基于《古兰经》立法施政，大力传播苏菲派神秘主义，使得白山派再度“崛起”，信徒达到30万人。相对照的是，作为“敌对势力”的黑山派乃至一切非白山派势力遭受了灭顶之灾，璀璨繁荣的维吾尔文化更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他执政的10年间，阶级矛盾不断加深，最终于1692年爆发了由黑山派领导的大起义。1694年，他在黑山派发动的暴动中身亡。8个月后，他的儿子雅雅和卓也死于战乱，南疆又一次陷入了混乱。

伤筋动骨的黑山派势力，重新控制了叶尔羌城；而喀什噶尔则成为了白山派势力的据点。“喀什噶利亚就又成了（和卓）浴血斗争的舞台”。

喀什老街经典维吾尔民居花式门窗

1700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进军喀什噶尔，重新控制了南疆。为了削弱当地和卓的势力，巩固对南疆的控制，他下令诸系和卓均“必须将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往伊犁作为人质”。至于势力最大的白山派和黑山派首领，干脆全被押解至伊犁囚禁了起来。同时，两派的很多信众也被掠至伊犁，为准噶尔贵族们服役或务农。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南疆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动乱。

准噶尔汗国疆域

总而言之，历史上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境内活动的宗教首领们，为了各自狭隘的宗教和政治利益，大肆宣传“政教合一”思想，甚至不惜投靠外部势力为自己“摇旗呐喊”，不仅给当地各族人民造成了信仰上的混乱，更让社会陷入进了无尽的动乱之中。

1）大小和卓之乱

1755年2月，清军兵分两路远征准噶尔汗国，开启了统一西北的进程。前面提到，清军在进入伊犁后，当即释放了大小和卓博罗尼都和霍集占兄弟。

一开始，清廷一度要求大和卓博罗尼都进京朝觐，但在阿睦尔撒纳的建议下，清廷命大和卓博罗尼都前往南疆，招抚当地部众，待局势稳定后再赴京朝觐；小和卓霍集占则留在伊犁，维持当地秩序。

今日祥和平静的喀什老城

大和卓博罗尼的“重返”南疆之路，可谓顺风顺水。在清军的支持下，他非常轻松将黑山派势力驱逐出了南疆，重新确立了白山派的权威。

种种迹象表明，大和卓博罗尼都一开始并没有反叛清朝的意愿，甚至一度对清廷的“宽容”心存感激。只不过，由阿睦尔撒纳主导的叛乱活动，让他的心态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留在伊犁的小和卓霍集占积极参加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其次，清朝在征讨阿睦尔撒纳的时候，心怀恐惧的霍集占率领属众逃到南疆后，积极怂恿大和卓博罗尼都一起加入到叛乱的行列中。

实际上，阿睦尔撒纳与大小和卓之间，本质上就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前者的“目标”是实现对卫拉特四部乃至全疆的统治，后者则要“立志”恢复昔日和卓家族在南疆的“荣光”。正因为如此，致力于统一西北的清政府，成为了他们共同反叛的对象。

因此，在随同清军征讨达瓦齐的时候，野心勃勃的阿睦尔撒纳就制定了“一个征服喀什噶利亚的计划。他决定不炫耀军事力量，而利用白山派和黑山派间的冲突来达到这个目的”，坦诚说，这也是他极力向清廷推荐大和卓统领南疆的真正原因。

郎世宁笔下的乾隆皇帝

对于大小和卓的叛乱活动，清廷一开始是打算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的。1757年3月，清朝派遣副都统阿敏道（？－1757，蒙古镶红旗人，世居察哈尔部）等前往南疆，招抚大小和卓。但是，两位和卓却将阿敏道及其随从100多人尽数杀害。尤其是小和卓霍集占，甚至自称“巴图尔汗”，气焰十分嚣张。

面对大小和卓的倒行逆施，清廷在1758年命雅尔哈善（？—1759年，满洲正红旗人）为靖逆将军，率领包括吐鲁番的额敏和卓、被大小和卓族灭门的维吾尔伯克鄂对等在内的一万多人前往征讨。在围攻库车时，由于雅尔哈善没有听从鄂对的建议，导致霍集占逃脱。乾隆闻讯大怒，将雅尔哈善免职，委派兆惠代之。

同年10月，兆惠率领清军从乌什进抵叶尔羌城下，却被大小和卓的数万军队围困在喀喇乌苏河畔的黑水营。尽管黑水营的清军只有三千多人，但是大小和卓的军队围攻了三个多月，也未能攻破清军的营寨。1759年初，清朝援军赶到，在呼尔之战中打败叛军，解黑水营之围。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黑水围解》

逃回喀什噶尔的博罗尼都，曾一度建议霍集占主动投降，但遭到了对方的严词拒绝。1759年6月，清军兵分两路直取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大小和卓闻讯后，在大肆洗劫了当地百姓的财物后，带领麾下数千人逃往巴达克山。

清军乘胜追击，先后在霍斯库鲁克之战和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中取得全胜，最后跟随大小和卓逃入巴达克山的随从只剩下了三四百人。7月28日，大小和卓被巴达克山的地方首领素勒坦沙擒杀。至此，大小和卓的叛乱宣告平息。但是，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趁乱逃到了中亚浩罕国，为之后西北的一系列动乱埋下了祸根。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霍斯库鲁克之战》

需要说明的是，大和卓博罗尼在攻占叶尔羌后，几乎将以加干（罕）为首的黑山派势力尽数诛灭。据历史记载，似乎只有加干的弟弟阿不都拉带着两个小孩侥幸逃脱。换言之，黑山派基本退出了南疆的历史舞台，后续频繁作乱的和卓势力，基本上都是白山派的残余。

2）张格尔扰边

前面提到，中亚是和卓势力的“发祥地”。双方基于地理、宗教上甚至血缘上的亲近感，使得中亚的宗教集团与新疆的和卓势力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数据显示，19世纪前半期流亡在中亚浩罕与玛尔噶朗两地的喀什噶尔和卓后裔就超过了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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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期的中亚形势

大小和卓叛乱被平定后，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脱逃至中亚。一直不甘心失败的萨木萨克及其子玉素普，分别在1784 年和1797年率军扰乱南疆，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萨木萨克死于布哈拉，玉素甫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布哈拉担任阿訇（教长），聊度余生。

进入19世纪20年代，西北局势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当地官员日趋腐败，封建伯克们变本加厉地欺压和剥削各族人民，使得当地民怨沸腾，民心渐失，给和卓后裔们入疆作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次，原本的“藩属”浩罕汗国逐步崛起，一跃成为中亚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并为和卓后裔的作乱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再加上英国势力的一系列渗透，西北局势变得陡然微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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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罕国的宫殿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820年到1828年，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以浩罕国为基地，先后在南疆发动了四次扰边活动。

第一次扰边发生于1820年9月。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道、民心尽失之际，张格尔从浩罕纠集了300多人袭扰清边卡伦（哨所）。由于当地官员处置不当，反而迫使南疆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首领苏兰奇倒向了张格尔一方。

膨胀的叛军旋即向喀什噶尔发动了进攻，但很快被斌静率兵击溃，张格尔只带领二三十人狼狈逃回了浩罕。不过，在南疆引发众怒的斌静很快被“革职拿问，交庆祥（伊犁将军）严行审讯”。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当地官员能够恪尽职守，张格尔根本就没有逃脱的可能。讽刺的是，清军之所以没有乘胜追击，理由居然是“为了回去过中秋节”。张格尔逃回浩罕后，清廷甚至没有向浩罕提出任何交涉。可以猜测，清廷根本就没有对张格尔给予足够的重视。

影视作品中的张格尔

第二次扰边发生在1824年9月。张格尔纠集了200多人，从阿赖岭入境抢掠边塞乌鲁克卡伦，但被清军击溃，余众也作鸟兽散。沦为孤家寡人的张格尔，只能窜入柯尔克孜人当中“休养生息”。

为了争取时间，他一度提出向清军投降。不过，清廷不仅识破了他的诡计，并指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用芹“务获张逆，永绝根株”。1825年10月2日，永芹指派帮办大臣巴彦巴图带兵300人前往追剿，张格尔望风而逃。

但是，平叛的巴彦巴图却犯下滔天大错。他纵容属下滥杀无辜，激起了当地柯尔克孜各部的强烈愤慨与反抗。最终，巴彦巴图的军队被彻底歼灭，不少柯尔克孜人也主动站到了张格尔一方。

与此同时，一直躲在幕后的浩罕也走上了前台。他们明确向张格尔表示，“愿意派兵数千人协同抢取喀什噶尔”。

柯尔克孜族女生

第三次扰边发生于1826年7月。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扰边在规模、延续时间和危害程度上，都是空前的。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包括喀什噶尔、和田、英吉沙尔和叶尔羌在内的西四城全部落入到了张格尔叛军手中。尤其是在占据喀什噶尔之后，张格尔“自称赛亦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当地的统治者”，

值得注意的是，浩罕国也明目张胆地派出了一万多人加入到了叛军当中。尽管后来因为因为分赃不均而中途退出，但却开启了境外势力直接干涉西北边疆事务的先例。

（疑似）浩罕国的军队

1826年8月，清朝从内地各省调集36000人的大军进剿张格尔。清军分别在9月23日的浑巴什河战役和11月的柯尔坪战役中击溃来犯之敌，稳定了东四城（乌什、阿克苏、库车、焉耆）的局势，遏制了叛军的势头。

1827年3月，清军从阿克苏出发，开始了收复西四城的行动。3月26日，清军攻克喀什噶尔，3月31日攻克英吉沙尔，4月11日收复叶尔羌，4月24日进驻和田。

张格尔入侵西四城后，大肆掠夺，奴役百姓，“其暴虐甚于从前和卓千倍万倍”，南疆各族人民深受其害。因此，在清军发动反击时，他们纷纷起兵响应，有力配合了清军的军事行动。

但是，清军的这一次进剿依然不够彻底，还是让张格尔逃脱了。由于清廷没有进一步着手改善与“多次受伤”的柯尔克孜人的关系，致使张格尔又一次窜入柯尔克孜领地“猥琐发育”了起来。

《御制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得胜全图》中的清军

第四次扰边发生于1828年的年初。趁清军在春节年关疏于防范之际，张格尔再次纠集500余人卷土重来，入境犯边。

与前三次入侵不同，早已对其深恶痛绝的南疆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了反抗力量，逼得叛军根本无法立足。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协助清军，有力地保障了清军的后勤供应。1828年6月，被俘的张格尔押至京城处决，“张格尔之乱”宣告平息。

故宫博物院馆藏之宝《生擒张格尔》

叛乱平定后，根据派赴南疆的钦差大臣那彦成（1763—1833）的建议，清廷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1）每年年底，伊犁将军（新疆最高长官）及都统、参赞大臣对各地的办事大臣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果上报朝廷；各地办事大臣也有权对将军、都统和参赞大臣的问题上奏检举。

2）在西四城实行屯田政策，在边境增设卡伦和土堡，增加驻防兵丁，加强边防力量；提高当地官员的薪俸，允许他们携带家眷，防止他们盘剥和鱼肉当地各族人民；改革伯克（维吾尔世袭官职）制度，严格实行回避制度；禁止贿买伯克，革除各种苛捐杂税，防止他们欺压和盘剥各族人民。

3）禁止宗教干涉政治，不允许宗教上层人士兼任伯克；阿訇要想担任伯克等（世俗）官职，必须主动免去自己的宗教身份。

不过，尽管上述措施具备很强针对性，但其落实情况和起到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在这里需要重点指出，单纯依靠增加边防力量，忽视边防中各族群众的积极作用，是难以实现长治久安的。遗憾的是，清廷一直没有对“多次受伤”的柯尔克孜诸部采取有效的安抚措施。

那彦成行书作品《李思训碑》局部

3）玉素甫犯边

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清廷明确向浩罕国提出了移交和卓后裔的要求，但惨遭拒绝。作为报复，清廷断绝了与浩罕的通商活动，不仅严令禁止茶叶和大黄的出口，并驱逐了境内的浩罕商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资产。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强势的举措也给当地的柯尔克孜等民族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和卓后裔们乘虚而入的机会。

（疑似）浩罕商队

玉素甫犯边发生在1830年。前面提到，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布哈拉担任阿訇。值得一提的是，玉素甫并不是这次犯边活动的领导者，他更像是浩罕国入侵时“用”到的“工具人”。

浩罕国在偷偷将他从布哈拉接来后，拼凑出了一支打着“玉素甫和卓”的4万人军队，发动了对南疆的大规模侵略。浩罕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报复清朝的贸易惩罚，进而抢掠南疆人民的财富。

但是，“和卓”早已失去了往日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即便是玉素甫本人也承认自己“（在南疆）连一个高粱馕都不值”。同仇敌忾的南疆各族军民，在当年年底就将这支乌合之众给驱逐了出去。

浩罕国老照片

4）七和卓之乱

所谓“七和卓”，指以玉素甫之子迈买的明（又称“卡塔条勒”）与倭里汗为首，包括克齐克汗条勒、塔瓦克尔条勒、萨比尔罕条勒、阿克恰干条勒和伊善罕条勒在内的七人。

1847年7月底，七和卓在浩罕纠集了1000多人，在突破边界卡伦后率先攻打喀什噶尔，并在城内浩罕商人的里应外合下，攻占了喀什噶尔回城。与此同时，他们还分兵向英吉沙尔、叶尔羌和巴楚等地发动了攻势。

清廷闻讯后，除了征调北疆驻军外，还从关内调集3000人马入疆平乱。在11月1日的科科热瓦特（叶尔羌与英吉沙尔之间）之战中，清军取得完胜，叛军望风而逃。

道光皇帝：这帮人到底有完没完？

在逃跑的时候，叛军挟持了很多南疆群众返回浩罕。数据显示，仅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两地被胁掠走的就有37000多人。至于迈买的明本人从南疆掠走的银子，就有“16峰骆驼驮载的那么多”。一言概之，当地各族人民遭受到了一场浩劫。

“遗憾的是”，他们掠夺的财富，最终全部落入到了浩罕统治者的手中。“卡塔条勒（迈买的明）的党徒被缴了械，并被遣散回他们的家乡，而卡塔条勒本人，却被当作囚犯带到了浩罕。”

浩罕国老照片

坦诚说，七和卓叛军的战斗力“也就那么回事儿”。但之所以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深入南疆，与清朝当时的边防驻军制度存在的漏洞，有着直接关系。

当时的边防驻军实行轮换制，一般在每年的夏秋之际“交班”。不过，在换防部队未到时，原驻防部队就已提前启程离开防地，这就造成了一段时间里边防力量空虚的尴尬局面，给了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

另外，满营和绿营驻防军（汉军）互不统属。因此面对叛军入境时，两军无法及时呼应，统一行动。

有鉴于此，清朝对边防部队的驻防制度做出了一些调整。如规定原驻防部队必须等到换防部队到达后才能离开，满营和绿营驻防军队的统帅在紧急时刻可以相互调遣等措施。

老照片中的浩罕居民

但是，这些措施仍属治标不治本之举。要想根除和卓后裔作乱，对内要将边政与边防紧密结合起来，并需要建立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边防体系；对外通过有效手段，革除外部势力对和卓后裔的利用与支持——但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清廷不得不对浩罕一再采取退让政策，试图换取浩罕的“退步”。

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国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谈判”就是在浪费时间。以张格尔的侄子铁完库里和倭里罕为首的和卓后裔们，又在1852年6月到8月之间，先后四次进犯喀什噶尔和乌什等地。不过，边疆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下，他们的犯边均以失败告终。

另外，与大小和卓和张格尔之乱相比，这几次犯边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破坏也比较有限。客观地说，这与中亚形势的变化存在很大关系。伴随着沙俄的强力渗透，浩罕国的统治阶层对和卓后裔们的支持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因此，这一阶段的扰边活动，带有明显的流窜性质，和作乱的流寇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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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进军中亚

5）倭里罕之乱

倭里罕（1821—1865）是“七和卓”之一，曾经多次入边侵扰，素以残忍和暴虐而著称。爆发于1857年的“倭里罕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白山派的“最后挣扎”。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1-1864）的爆发，使得清廷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与太平军的作战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边防事务愈发废弛；再加上南疆各级官员巧取豪夺，欺压和盘剥各地人民，导致民怨沸腾，内部矛盾日趋尖锐。

太平天国局势

作为喀什噶尔阿帕克陵墓掌管者的密尔爱玛提（？—1858），一直在暗中纠集党羽，积蓄力量，密谋发动叛乱。1857年夏，他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在接应倭里罕入境后“共同”发动了武装叛乱。

6月6日，叛军攻破喀什噶尔回城，在同时向英吉沙尔、巴楚、叶尔羌、和田等地发动攻势后，并率先攻陷了英吉沙尔回城。

面对孤立无援的不利局面，各方均不占优势的清军和城中各族居民通力合作，多次击退了叛军的猛烈攻势。如驻守在叶尔羌的办事大臣庆英，不仅主动组织城内各族人民共同守城，还在第一时间肃清了城内的浩罕国奸细，牢牢将城市的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平静祥和的莎车城

反观倭里罕叛军，不仅屡战屡败，还大肆奴役、掠夺和屠杀占领区的各族人民，令当地各族人民深恶痛绝。举几个例子：

他们在占领区实行严酷的伊斯兰教法，禁止妇女们不戴面纱或是扎着辫子在街上行走，“违法者”会被剪去头发；规定6岁以上的男子必须缠头，否则就会被处死。

倭里罕本人最喜爱的“消遣“之一，是“亲手砍掉犯人的头颅”；为了恐吓各族人民，叛军竟然在克孜勒苏河畔筑起了一座由被残杀的各族人民的头颅做成的“金字塔”。

一言概之，倭里罕叛军的残暴本性，决定了他们只会走向灭亡的宿命。因此，在粮饷缺乏，外无援兵的情况下，驻防新疆的地方官员“竟然”从伊犁和乌鲁木齐两地，组织了两支合计4000多人的部队驰援南疆，只用了3个月就彻底平定了倭里罕之乱。

喀什的民族特色建筑

遗憾的是，早就疲惫不堪的清廷早已无暇经略西北。即便知道倭里罕的幕后主使是浩罕国，也只能对其采取退让态度，甚至重启了两国的通商贸易。

一言概之，如果没有外部干涉或内无动乱的前提下，和卓后裔们对西北的侵扰活动，不可能制造出太大的动乱。

1864年，新疆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乱，喀什喀尔、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陷入混乱。与此同时，一直居住在浩罕国的布素鲁克（张格尔之子）被封建上层所利用，回到了喀什噶尔。

不过，令南疆贵族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不仅迎来了徒有虚名的和卓后裔，更招来了“中亚屠夫”阿古柏。各地的割据政权相继被其摧毁，整个南疆都成为了他的囊中之物。至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和卓后裔们，几乎被其尽数屠戮殆尽，连布素鲁克本人也被以“朝觐”的名义逐出了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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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

伴随着浩罕国的灭亡，这些作乱西北数百年的“圣裔”们，最终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了过去，化为历史的尘埃。

但我们想说的是，新疆和卓势力的泯灭是历史的必然。从文中讲到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他们绝对不是新疆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留下的更多是贫穷、动乱和灾难；那些虔诚的信徒，实际上只是他们谋取一己私利的牺牲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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