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特殊年代前夕取消了军衔后，机关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就没有明确的职务等级，使用起来随意性较大，不利于规范干部使用和增强机关干部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自卫还击作战以后，军队做了两件涉及机关干部切身利益的事情，一是增加干部薪金，二是评定职位等级。

薪金是跟着职位等级走的，不评定职位等级，增薪就没有办法实行。评定职位等级，既要看军龄，又不能唯军龄，还要看德才能绩，全面进行衡量。这是一个不可能百分之百做到公平合理的事情。在参谋长的领导下和各处处长的共同参与下，我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

董占林，11军首任军长

首先，按照评职文件精神，对参与评职干部的情况进行全面梳理；而后，听取各处处长的意见，达成初步共识；接着，将与各处商讨的初步意见，进行归纳整理，交司令部党委研究决定，形成正式意见上报。与此同时，组织全体人员学习评职文件和标准，使每个参评人员按标准衡量自己，做到心中有数。

整个司令部的评职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基本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这次评职中，我们军司令部有一个副团职指标，这是一个比较难确定的名额。经充分考虑，决定将这个指标分给作训处。作训处能够竞争这个职位的有三个参谋，评谁都可以说得出几条理由。为此，我和作训处的正副处长们，多次交换看法，把首长们的一些意见，传达给他们。经过反复比较，又征求该处每一个参谋的意见，最后决定评给一个刚调作训处不久，工作勤奋，得到军首长好评的参谋。

刘展参谋长与管理处领导（从左至右：肖建民、邹致诚、刘展、曾祥伦、刘智浚）

我把与处里研究的结果向参谋长作了汇报，参谋长当即拍板定案，交部党委研究决定，使这个难以确定的名额得以顺利解决。这次机关干部的评职工作，起到了鼓励先进的导向作用，使机关干部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在我的心目中，刘展参谋长是一个爱才、惜才，又善于用才的领导。他对我很信任，能放手让我工作。我在他的领导下，学到了不少东西，工作也很愉快。

在一次汇报完工作后，刘参谋长告诉我，他的调令已到，很快就要离开11军，到军事科学院工作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在连队工作过，在军机关工作过，但是没有在团里工作过。我想下到团里工作，为今后带兵打仗，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肯定了我的想法，说在机关能锻炼人，在部队更能锻炼人，支持我到团一级岗位上工作。他在离开11军以前，向军党委提出调我到团里工作的意见。在他调走后不久，我被任命为32师95团政治处主任。这是丰富我军旅生涯的重要一步。没有这个任职，我的军旅生涯可能就不会那么长久。

1980年8月，过完建军节不久，我就要离开工作、生活了10年的“东方苏黎世”大理，到95团报到了。大理的风，大理的花，大理的雪，大理的月，都将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11军司令部处以上领导合影

在我临走的那个早上，天刚蒙蒙亮，张英新副参谋长就派警卫员叫我到他家。我以为首长有事情要交代，没有丝毫犹豫，就到首长家了。首长们住的都是单家独院，我进张副参谋长家一看，餐厅里摆了满满一桌菜。张副参谋长的夫人彭一庆还在厨房里忙碌着。张副参谋长没说什么，就叫我到餐桌前就餐。

看得出来，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美餐，算是给我的送行饭。偌大一张桌子，只有张副参谋长和我两人。张副参谋长默默地陪我吃完这顿饭，什么话都没对我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是在首长们的调教下成长起来的，该说的话，首长们在平日已说了。首长心里清楚，现在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我知道，首长这时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希望我继续在他身边工作，另一方面又希望我到部队，经受更多的风浪考验。他不对我做任何嘱咐，那是相信我能做得好，不会辜负他的希望。首长对我的信任，不仅增添了我搞好工作的信心，也加重了我心中的压力。如果我今后做得不好，那将对不起首长们的器重和栽培。

11军军部大院现景

8月中旬的大理，阳光明媚，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我告别了送行的人群，踏上了西去的路程。伴着汹涌奔腾的怒江，穿过弯弯曲曲的崇山峻岭，我乘坐的北京212吉普车，向着步兵第95团驻地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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