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糊了一个学期，张映雪还没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就结束了专业分流的考试。

2021年9月，她考入华东地区某985高校，一心想读法学专业。填志愿时，她对“大类招生”了解不多，以为大一在社会科学试验班接受通识教育，之后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专业。

直到专业分流排名结果出来，将近300个人的大类，她排到了200名左右，才开始焦虑。张映雪的学校规定，分流的依据是大一上学期的绩点。最后，她没能进入法学，被分流到行政管理专业。经历失落后，张映雪开始重新规划人生，准备考公务员，“既然学不了自己最喜欢的，那就学一个看上去最好走、前途稍微光明那么一点的。”

大类招生，即将若干相近学科专业组合招生。大类模式一般为专业大类或试验班，学生在入学的第一或第二年接受通识教育，之后依据志愿，以及高考、大学学业、综合素质成绩等分数，通过分流进入到专业教育中去。

这一教育改革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其目的正是为了解决专业口径过窄的问题，以提高人才的素质。

如今，大类招生改革已经在国内的许多重点大学实施。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课题组对各高校本科招生网的调查，至2020年，我国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已有114所实行大类招生与培养，占总数的83.2%。

随着大类招生的普及，新的问题正在浮现。

“我们变成了另一群应试教育下焦虑的高三生”

大一下学期期末，连着考了八天的试，钟灵的情绪已经崩溃。

这段时间，她为了备考，经常背书到凌晨两点。在备考Python（计算机编程语言）时，突然听到小道消息说，第二天的考试会很难，她一瞬间“破防了”。

事实上，进入大学后，她的神经便没有多少放松的时刻。

2021年9月，钟灵考入广东省一所985高校，进入经济学大类。最初填报志愿时，她以为进入大类学习一年后，仍旧按高考成绩进行专业分流，入学后她才意识到，学校的分流规则是只看大一的考试绩点。

为了分流进想去的学院，钟灵感到，每一门课程的作业和考试都不能马虎。

同学之间展开了绩点的角逐。大一时，钟灵就发现，很多同学为了抓紧时间，中午也会待在教室写作业。交阅读笔记时，老师只要求写1000字，有学生写到了3000字，最后，老师在课堂上暗示：“有的同学你不要写那么多字，我也看不过来，不是说你写的字多，我就给分高。”

钟灵从小在广东省中山市接受教育，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原先是企业职工，后来辞职待在家。由于成长环境较为优渥，身边从来没有人灌输她“高考改变人生”的价值观，相反，她一直在边学边玩的环境里长大。尽管她知道985高校的学习生活不会轻松，但是真实的情况超乎了她的想象。

令钟灵难以理解的是，甚至有同学为了绩点开始刷分。有一门程序设计课，钟灵在电脑系统里一次性完成考试题后便退出了程序，但是她没想到有很多同学把正确答案记下来，重复答卷，最终刷到了满分100，而她只有80多分。

后来，钟灵参加社团活动时，会因为觉得占用了学习时间而心慌，“一年的时间里全是‘卷’绩点......我们变成了另一群应试教育下焦虑的‘高三生’。”

和钟灵一样，就读于华东地区某985高校的张映雪发现，由于专业分流主要考核绩点，通识教育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逐渐“变味”。在她的学校，大一通识课程由学生在教学系统里抽签选择。学生之间秘密流传着一份“红榜老师”名单。

“看看以前学长学姐的反馈。”她解释说，“红榜老师”即给分好的老师，作业繁琐、上课无聊生硬的老师都是学生不喜欢的，而最关键的“避雷”条件是给分不好。

每次在系统里抽签选课时，张映雪都很紧张，生怕选不上这些给分好的课。在她看来，绩点不仅关涉到专业分流，而且与保研、出国升学直接相关，在绩点面前，通识学习与个人兴趣早早被抛在了后面。

有一回，她在选课系统中看到，一门计划招收一两百个学生的课程，最终只有两三个学生选择，“这门课应该比较硬、很难，老师给分也不好。”张映雪猜测。

对绩点的角逐以微妙的方式改变着人际关系。由于学院没有公开成绩排名，学生之间往往通过互相打听成绩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大致位置。有一回期末考后，大家讨论课程成绩，一个同学在班级QQ群里匿名发问：“90分是不是不太好？”

“他明明很厉害了，还说自己分低。”张映雪回忆，当时看到觉得很焦虑、很不舒服，她形容对方在“卖菜”。

备考期间，同学之间对于复习进度更是讳莫如深。张映雪笑着坦承，自己也不会如实说明复习情况，“多少会隐藏那么一点啦。”

为了让自己的履历好看一点，张映雪还竞选成为了班干部和校学生会干部，同时参加了几个社团。令她意外的是，还有同学在志愿者时长上下功夫。原本学院规定一学期只需要完成1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但是有个同学一学期的志愿者服务时长高达200小时，她不知道这对于专业分流和后续保研是否有实际帮助，“有时候他们没东西卷，就卷志愿者时长。”

张映雪在为校学生会写活动推文。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供图

分数的“划算”原则

张映雪原以为，高考填完志愿后，就可以顺利进入想去的专业。2021年7月，她高考超常发挥，拿到了文科626的分数，当年这个成绩在有全国高考最难省份之称的江苏省排到了前200名。

填志愿时她不紧张，优异的成绩意味着选择权，“毕竟是我在选学校，不是学校在选我。”张映雪一心想读法学，她记得很清楚，当时学校的招生老师保证说，报考他们学校的大类，“基本上是想去哪个专业就去哪个专业，不用担心”。

那会，张映雪没有多想，她对“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的理解是，大一在学科大类里面把所有的专业都“学一学”，大二的时候，再根据兴趣直接选择专业。哪怕进入大学后，她了解到学校的专业分流规则只看大一上学期的考试绩点，仍然没有危机感。

直到分流排名出来，她才恍然意识到，学校大类招生的模式是，一个热门专业和若干个冷门专业打包放到一个大类里。由于每个专业必须保证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导致专业分流最终以选拔的形式进行，并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志愿。

和张映雪相似，钟灵的高考成绩在大类里排名靠前，她原本以为，这会在专业分流中成为优势。

最初，钟灵填报经济学大类的理由很直接：分数线最高，学科评级高。“如果去其他专业觉得自己分数有点浪费。”她的高考成绩优异，原以为进入大类后，自己能再分进最想去的金融学院，但没想到依据分流规则，要进入最热门的金融学院，高考成绩在大类里需排名前15%，如果没有达到，则需要大一成绩在年级排名前50%。而她的高考成绩在大类里排名18%左右。

因此，她只能把大一考试绩点当作参与竞争的最后砝码。但最终还是失利了，钟灵的大一绩点在800多人的大类中排到了五六百名，进入了学科等级稍逊的国际金融学院。

在专业分流规则的设置上，各个高校不同。梅月是安徽省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大一入学时，学校给出的分流办法是高考成绩占比60%，大一学年成绩占比40%，但是下学期因为疫情缘故，无法进行线下考试，学校临时将大一学年的成绩更改为只看大一上学期的成绩。

这让梅月难受，因为她对自己高考和大一上学期的成绩都不满意，“本来想着（下学期）奋发图强，结果一锤定音了。”

在一些高校，学生分流的命运在更早的时刻就已经决定了。苏京20岁，就读于上海一所985高校。学校的专业分流规则是，高考分数权重80%，能力测试成绩权重20%，并且在入学的10月份便完成分流。这意味着，高考成绩已经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专业分流的去向。

苏京的高考成绩排名靠后，可以想见会被分进分数线较低的学院，不过，他对此早有预期。2020年7月高考成绩出来后，他所在的高中邀请了学长学姐回来宣讲，他由此了解到，自己的分数适合报什么学校，以及其中专业的分流规则和就业方向。

比起专业学习，他更看重学校的名气。他根据心中分数的“划算”原则，报考了现在大学的“工科试验班”。即使他知道，在工科试验班中，热门专业是计算机，而他将会进入被视作“天坑”专业的机械专业。

苏京专业课的五金工具。

“理想”与“功利”

最终，由于激烈的竞争，张映雪在分流时与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失之交臂。

高中时期，她受港剧的影响，梦想当律师，“想帮助人”。大学第一年的通识教育，为了给专业学习打基础，她选择的多是法学的课程。

但更迫近的问题不是专业积累，而是来不及跟上的绩点。她上课常常“摸不着头脑”，觉得老师学识丰富，可讲着讲着就散了，她也变得迷茫，玩起了手机。另一些时候，她听得很有精神，结果期末考试没有考课上的内容，考点却来自任课老师的一篇论文。

到大一上学期期末，张映雪打听后，发现其他同学的成绩高出自己十来分。后来公布大类排名，社会科学试验班总共280人，她排到了200名左右，她开始担忧无法分流进法学专业。

当时，她在大一下学期仍选修了民法和刑法两门难度高的法学课程，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有必要认真学，“给分又不好，东西还难，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最后，张映雪在专业分流中进入了第二志愿，行政管理专业。她安慰自己，很多人高考填志愿时，去到了不想去的专业，她只是晚一点做选择而已。

她把法学专业的书当作二手书卖掉了，有一本《民法总论》，她做了很多笔记，舍不得处理，保存了下来。

行政管理专业最好的就业方向是考公务员，原本张映雪并不喜欢公务员“一眼望到头”的工作生活，但她告诉自己：“既然学不了自己最喜欢的，那就学一个看上去最好走，前途稍微光明那么一点的。”她形容自己的心态，从“理想”转变成“功利”。

如果说钟灵和张映雪在专业分流失利后，被动接受了自己的专业，那么梅月的行动或许可以算作抗争。

三年前，她考到安徽省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就读“中国语言文学类”。填志愿时，她听从父母和老师的意见，选择了师范院校，对于“大类招生”几乎没有了解，以为可以直接分配到她想去的汉语言师范专业，计划以后做老师。

无奈分流考试失利，梅月被分到了秘书学专业。

进入秘书学专业之后，梅月经常觉得课程“没意思”。她发觉这个专业本应强调实践，但课程大多关于理论，甚至理论知识已经过时，比如会晤礼仪的内容，“有点落后”。得知很多高校已经取消开设这个专业了，她更是灰心，很快想清楚，以后不会从事与这一专业相关的工作。

到了大三，她选修了一门“20世纪经典重读”的课程，老师对文学作品独到的解读感染了她，她发觉自己对研读文学作品感兴趣。如今读大四的梅月，正在备考东北某所211高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

梅月在备考两个月后的硕士研究生统考。

下一场角逐

分流进行政管理专业后，张映雪决心用功学习。因为疫情缘故，她上的多是网课，于是她特意录屏，每门课听两三遍。学校允许返校后，她开始每天泡图书馆学习，“可有干劲了”。

虽然专业分流的结果已经落定，但她仍旧不能松气，需要为之后的保研努力。

她保研的目标不再是法学院，因为她了解到，有些检察院不会录取本科非法学专业的学生。现在的她甚至觉得，也许没有分进法学院是好事，因为法学是最热门的保研专业，“一个比一个卷”。相形之下，行政管理学院比较冷门，因此保研率最高。

至于学习的意义，在高考大省成长的张映雪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大家从小一个观点，就是好好学习，高考考个好分数，然后就能上个好大学，以后就能有个好工作，幸福美满地过一生。”

当她重新回看自己的升学经历时，意识到自己正是这套路径严格的执行者。考好大学被分成若干个小阶段，月考、段考……“不断地往自己设定的名次上去考”。在一个个过关般的考试面前，张映雪很少有机会有自己的想法。

和张映雪一样，虽然钟灵为没有分进分数线最高的金融学院遗憾，但是她现在所在的国际金融学院竞争力较弱，有着更高的保研率，这让她倍感宽慰。在她的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说，“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最贴近她生活的例子是，一些高中教师的招聘要求也已经变为，非师范类学校毕业的学生至少要硕士学历。

如果说专业分流失败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提醒了她，要在功课上多花心思，提升绩点保研外校，“去更高的平台”。

分流后，钟灵和同学需要重新换宿舍。

对于学习的意义，钟灵有一样的困惑，“学习意味着考试？”她笑着回答，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答案。

从小，为了培养钟灵的兴趣爱好，父母让她学钢琴、中国舞、羽毛球、游泳等，但是她仍然没有找到未来特别想要做的事。

高考填报志愿时，钟灵最想读的是新闻学，她自认文笔好，适合写作。为此填报了武汉大学的新闻学专业，还和父母发生了争吵。最后，她以两分之差落选，进入了现在所在高校的经济学大类。

虽然心情低落了一会儿，但她很快安慰自己，经济学大类就业好，“这种专业就是万金油，以后想去企业、考公务员或者留学都很方便。”

到了专业分流这一关，在宣讲会上，各个学院院长介绍专业，她对旅游学院的介绍最感兴趣，特别涉及文化旅游产业的内容，符合她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如果以后参加文旅产业的工作，我觉得挺不错的。”

但当她把想法告诉父亲时，父亲收集了当地街道打造旅游主题小镇失败的资料，反问她：“你以为理想与现实是很接近的吗？”

她最终放弃了去旅游学院这一“鄙视链”最末端专业的想法。分流之前，她经常听到同学在考完试后自嘲“这次我又考差了，大家以后就在旅游学院见到我了”或者“我就是菜鸡，一个人在旅游学院，再见了大家”。

在钟灵的想法里，虽然没有长期的规划，但是有短期的目标也不会迷茫。眼下，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保研。

分流进入机械专业后，苏京恰巧喜欢。调研、画图，再用设备创造出自己的作品，“从头到尾我都觉得很快乐”。

他同样在计划读研，在他看来，工科对专业性的要求很高，“本科四年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他想继续打磨专业技能，毕业后校招进国企工作。

而对于梅月来说，选择报考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除了兴趣之外，更核心的目标是学历上的提升。

直到现在，她也没有接受自己的双非本科学历。遗憾的第一环在中考，当时市里提出教育资源均衡化，要求重点高中把名额指标分给普通高中，只有几分之差的她原本在重点初中，却不情愿地进入了普高。

她沮丧了一段时间，之后更加拼命学习，希望高考有个好结果，“最起码我醒着的时候，还是很努力读书”。但她仍然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军训时，她在手机朋友圈里看到不少以前的初中同学在重点大学读书或者在大城市有丰富的课余生活，她难受得想退学。

如今，她意识到专业分流只是一个小型的人生分流，更早的分流早就开始了。现在，她把考研当作扭转局面的最后机会。9月初，她因为备考压力过大，没休息好，嘴边长了疱疹，但她没想过退缩，“考上研究生的想法，已经盖过了我想放弃的念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