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说过谎，也都被欺骗过。有些谎言大张旗鼓、意图明显，有些谎言掩饰回避，寻找托词，还有些谎言更为隐性，例如偷换概念、岔开话题、故意沉默。当说谎者的谎言被揭穿，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怒，一种被人操控的感受。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说谎似乎合乎情理。比如医生是否应该对濒死的病人和盘托出真相？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在哲学家希赛拉·博克看来，形形色色的谎言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却很少被严肃探讨。她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我们认为合乎情理的欺骗行为对所有人造成了伤害。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论从社会还是个体角度，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我们又该如何改变？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的第二章“真实性，欺骗和信任”。较原文略有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拟。

《说谎》，希赛拉·博克著，胡萌琦译，培文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谎言和选择

欺骗与暴力是蓄意攻击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都可以迫使人们违背自身的意愿行事。大部分由暴力形式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也可由欺骗实现。但欺骗对人的操纵更微妙，既可通过行动也可通过信念达成。即便是战无不胜的奥赛罗也因谎言毁了自己和苔丝狄蒙娜。

对欺骗中的强迫因素以及我们自身弱点的认知，让人们形成了以真实性为本的观念。当然，欺骗与暴力一样，也可以用于自我防卫，甚至纯粹为了生存目的。欺骗行为可以是无伤大雅的，比如善意的谎言。然而，它潜在的强迫性和破坏力之大，以至于若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就足以阻碍社会的运转。

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无论其各方面多么理想，却永远不能相信人们的言谈和举止。提问、回答、信息交换，一切都将毫无价值。倘若所有的表述或真或假，完全随机，那么行为和选择就自始失去了根基。交流必须基于最低限度的信任，语言和行动才不至于像在黑暗中抓瞎。正因如此，人们纵然在遵守其他道德原则方面有诸多不足，却始终将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视为人类社会的要素。正如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言，即便魔鬼也不会对彼此撒谎，因为若没有真相，地狱社会也无法存续。

《人的局限性》，[英] 塞缪尔·约翰生著，蔡田明译，后浪 |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无法区分真实信息和欺骗性信息，这个社会就会崩溃。但在全面崩溃之前，首先受到威胁的将是个体的选择和生存。人们不能指望在寻找食物和庇护所时得到他人的帮助，井水有毒的警告或求救信号也会因无法证实而被忽视。

我们所有的选择都取决于对形势的估计，而这种估计又往往必须依赖他人的信息。谎言歪曲了信息，因而歪曲了我们认知到的境况，影响了我们的选择。用哈特曼（Hartmann）的话说，谎言“伤害了受骗者的人生，令他误入歧途”。

知识就是力量，而谎言也在同样的程度上影响着力量的分配。谎言增加了说谎者的力量，削弱了受骗者的力量，在不同层面上改变了后者的选择。首先，谎言会产生误导，令受骗者希望达成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它会使目标看上去遥不可及或不再有吸引力，甚至可以造出一个新目标，比如让伊阿古决定杀死苔丝狄蒙娜。

谎言还可能掩盖相关的备选方案，例如旅行者得到错误的消息，说桥已坍塌。有时，谎言会让人们以为有更多的选择，也有时，谎言可能让人们对最佳替代方案失去信心。同样，成功的欺骗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行动的成本与收益预估。美国出兵越南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是有人用欺骗手段（同时还夹杂着自欺欺人）将过分乐观的信息灌输给决策者。

纪录片《越南战争》剧照。

最后，选择的不确定程度也会被欺骗所左右。欺骗可以让形势扑朔迷离，也会让情况呈现出虚假的确定性。它可以影响人们看到的目标、可能的替代方案、对风险和收益的评估。这种对确定性维度的操纵是欺骗者剥夺受骗者的选择、从而增加自身力量的主要手段。欺骗可以使一个人采取原本不会选择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掩盖选择的必要性来阻止某种行为。这就是伪装和掩饰的本质——创造表面上的常态以避免怀疑。

每个人都会依靠欺骗来摆脱困境、挽回颜面、避免伤害他人的感情。有些人会有意识地利用欺骗手段来实施操纵、谋取优势。然而，所有人也都能意识到谎言可以构成的威胁、可能带来的痛苦。这样的对立经验人尽皆知，因此只强调其中任何一面会更令人费解。欺骗者和受骗者，为何会对欺骗的影响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呢？

电影《通天塔》剧照。

受骗者的角度

得知自己在某件重要事情上——比方说父母的身份、配偶的感情或政府的诚信——被欺骗，人们都会感到愤怒、失望、怀疑。他们觉得自己被耍弄了，会对新提议疑心重重。谎言揭穿后，他们带着新的认知回头审视自己过去的信念和行为，发现自己被操纵了，意识到欺骗使得自己无法根据现有的最充分的信息做出选择，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无法达成原本可以达成的事情。

诚然，即便知情，人们也未必一定会做出个体选择。他们有可能决定放弃选择权，让其他人——比如监护人、财务顾问或政治代表——为自己选择，甚至会决定完全放弃基于常规信息的选择，转而相信星相、骰子和占卜者。

但这样的替代方案应该出于个体的意愿，而非受谎言的摆布或其他形式的操纵。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失去控制权，希望可以在最佳信息的支持下，自行决定把哪些事委托给别人，哪些由自己做出选择。我们之所以不愿失去控制权，是因为从经验中知道，当别人选择欺骗我们时会有怎样的后果，哪怕是“为了我们好”。当然，很多谎言其实无伤大雅。但既然我们在被骗时无从判断哪些谎言是无伤大雅的，既然我们并不能相信说谎者会仅限于此，那么，从受骗者的角度而言，我们自然会对所有欺骗都保持警惕。

《说谎者悖论：真与循环》， [美]乔恩·巴威斯 / [美]约翰·埃切曼迪著，贾国恒译，折射集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受骗者的角度并不限于实际受骗者。受骗的或许只有一个，但其他很多人也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如果某个市长在开征新税收之必要性的问题上撒谎，整个城市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因此，所有能感受到谎言影响的人，无论其本人是否被骗，都会与被骗者感同身受。例如，当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因受错误引导而相信轰炸柬埔寨行动尚未开始时，柬埔寨人就承担了严重的后果，尽管很难认为他们自己在轰炸一事上受了欺骗。

在此，怀疑论和决定论之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平行对照。怀疑论否认知识的可能性，决定论则否认自由的可能性。然而，知识和自由正是做出合理选择所必需的。因此，无论是怀疑论者还是决定论者，只要他由衷地信奉那套主张，就会失去自主选择，如同风中的枯叶任由外力摆布。很少有人会走到如此的极端，更多的人或许会在需要给撒谎找借口时有选择地搬出上述观念。他们会声称，谎言从总体上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受骗者的错误信息，也不会令他们“不自由”。然而，如果站在受骗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借口着实空洞。倘若想让说谎者和我们这些受骗者一样，明白道德选择在生活中的意义，就必须搁置怀疑论和决定论。

电影《秘密与谎言》剧照。

欺骗可能带有强迫性。若欺骗行径成功，欺骗者就可窃取承受谎言恶果的人不愿放弃的权力。就此角度而言，显然不应主张人们可以想撒谎就撒谎，且不必受到任何惩罚。即便说谎者有充分理由，该主张也同样不合理，因为说谎往往伴随着其他形式的不法行为，如谋杀、贿赂、逃税、偷盗，不一而足。因此，拒绝纵容想说谎就说谎的权利，就是在保护我们自身免受欺骗者试图用谎言掩盖的其他不法行为的伤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受骗者的角度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谎言是卑鄙的、应受谴责的，真相则是高尚的、值得赞美的。

评判说真话与撒谎，须知其初始条件即有差异。说谎需要理由，而说真话无须理由。谎言需要辩解，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给出理由说明某个特定的谎言何以不算“卑鄙”、无须“受谴责”。

说谎者的角度

另一方面，站在说谎者立场的人则有另一番考虑。对他们而言，选择往往并不容易。他们或许赞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不拘小节”者方可成“大事”。他们或许笃信，自己明智地使用了谎言赋予的力量。他们可能自认为有能力分辨什么时候才应该撒谎。

说谎者和受骗者一样，也不想被欺骗。因此，他们对撒谎的态度是：自己可以说谎，但其他人应该诚实。换句话说，他们想要的是“单纯享受利益”，既能从谎言中得到好处，又不必承担上当受骗的风险。有些人希望只有自己可以享受这种“单纯的利益”，有些人则把适用范围扩展到了朋友、社交群体或同行。这一想法涵盖的人群或多或少，但必有一个前提，即假设大多数人是诚实的。单纯地享受利益乃是例外情形，若社会上每个人都去谋求此种特权，则例外也就不复存在。

有时，说谎者的举动俨然自认为有这种单纯享受利益的特权，因而也就显得冠冕堂皇。也有时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其他人说了谎，便让他们觉得自己行骗亦无可厚非。有的人说谎是为了利用他人的慷慨占便宜，有的人说谎是为了在堕落的社会中生存下去，区分这两种人至关重要。

电影《禁闭岛》剧照。

没有人愿意上当受骗。但不少人面对是否行骗的抉择时，却往往希望能以更微妙的方式权衡利弊。他们或许会为撒谎找出一些特殊理由，比如要保守秘密或者为了顾及某人的感受，尤其喜欢以善意为借口，而受骗者却未必能感受到说谎者所谓的善意。

不过，说谎者虽对自己的谎言给予善意的自我评价，却往往忽视了几种不利因素和伤害。说谎者通常只考虑到谎言对他人造成的直接伤害以及他们希望借此获得的利益。这样的考量有个缺点，即虽然这两种人不一样，但密切相关。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单纯享受利益的目的去撒谎，那么早晚有一天，所有人都会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撒谎。

忽视或低估了另外两种伤害：谎言给说谎者本身带来的伤害，以及对总体信任度和社会协作造成的伤害。二者均有累积效应，且难以逆转。

谎言如何影响说谎者自身？首先，他知道自己说了谎，这个事实影响了他。他或许会认为自身的正直因此受损，且再次面对受骗者时定会格外小心。他明白，如果别人发现他说了谎，自己的信誉就将毁于一旦。1961年，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被迫在联合国就美国在猪湾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做出不实之词时，他的人生就此改变。他或许事前并不知道自己要传达的信息失实，但为这种欺骗手段承担责任已是不易，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失去同行的信任则更加难堪。

在重要的事情上公开撒谎，一旦被揭穿，说谎者将反受其累。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所有的谎言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那些偶尔说说善意的谎言的人呢，谎言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伤害他们吗？很难说。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并不会有损于说谎者的正直。然而，说谎者往往从善意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大多数谎言，从而严重低估了自身面临的风险。一个谎言固然并不一定会给说谎者造成伤害，但风险始终存在。

电影《秘密与谎言》剧照。

谎言不单行，这个事实也大大提升了风险。正如一名智者所言，说谎容易，但只说一个谎话却很难。第一个谎言“必须用另一个谎言来掩饰，否则就会穿帮”。于是，谎言越编越多，说谎者要不停地修修补补。每多一个谎言，他背负的压力就增大几分，因为要有出众的记忆力才能自圆其说。说谎者无谓地付出了诚实者可以自由支配的精力。

此外，万事开头难。一旦突破了心理障碍，撒谎似乎就显得既有必要，也不那么可恶。说谎者的道德判断力变得迟钝，对露馅的担忧不再迫切。即便谎言没有被揭穿，这些变化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说谎者的行为，令他不如诚实正直的人那般可信。而且，频繁地撒谎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露馅的危险。届时，纵然说谎者本人对失去完整性（integrity）不以为然，也定会因谎言被揭穿而导致的信用扫地而后悔。有趣的是，尽管谎言往往会在短期内让说谎者拥有凌驾于受骗者之上的力量，但一俟说谎者再也得不到他人的信任，其力量也会大幅削弱。

因此，即便说谎者不在乎欺骗行为对他人的伤害，也至少该因谎言给其自身带来的上述种种风险而慎重权衡。可惜，说谎者极少考虑这些风险。偏见影响判断，这一点在为撒谎找借口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无知和不确定因素不仅令说谎者高估了自身的善意和动机，增加了投机心理，也令他们过分相信自己的心理素质，以为可以不受个体纠缠、担忧和丧失正直感的困扰。

如此一来，说谎者赋予自身的这种单纯享受利益的地位，就与其他所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一样不可取。事实上，鲜有人能通过撒谎“单纯得利”。我希望在本书中探讨对说谎者本人和他人造成较少伤害的特殊情况，以及可以将这些特殊情况区分出来并加以控制的手段。但若说对说谎者本人完全没有伤害，那是不太可能的。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偏见还常令说谎者忽视另一种伤害。因为即便他们努力掂量谎言对包括自身和他人在内的个体的影响，仍往往无法考虑到谎言的多种传播途径，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系列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害的行为。这些行为显然不仅影响到孤立的个体。社会信任其实很脆弱。在谎言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鹦鹉学舌还是为了报复，又或者是为了预先阻止上当受骗，都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信任恰恰是一种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一如我们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源。一旦信任被破坏，整个社会都会遭殃，信任瓦解之时便是社会分崩离析之日。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对信任的伤害有目共睹。人们对政府官员和专家的信心已严重下滑。反过来，这也是那些打着“国家安全”或“对抗制诉讼”等冠冕堂皇的名头行欺骗之举的事件被揭穿后，人们最自然不过的反应。无论是宣称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拉美政变，还是宣称新数据显示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想让人们重建对美国政府的信心，都非一朝一夕之事。此种让民众失去信任的所作所为，不仅来自人们耳熟能详的官员，也来自政府内外无数或身居要职、或寂寂无闻的人士，而且每一次似乎都有极重要的理由。举个例子。有名政府官员希望国会通过一项至关重要的反贫困立法，但他觉得有一名国会议员不理解此项法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且此人的影响力足以阻止该法案通过。为此，这名政府官员是否该对那名国会议员撒谎？他是否应该骗他说，除非此项法案通过，否则政府将推行更大范围的措施？

电影《聚焦》剧照。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妨把目光从孤立的案例本身放宽到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中。这种欺骗行为会对知道内情的同僚和下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国会议员们或多或少地看穿了谎言时，会做何反应？当选民们了解到这些或类似的做法时，又会受到什么影响？考虑过这些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想想这名为法案能否通过而忧心、希望借助小小的欺骗行为左右关键一票的官员该怎么做。

《启示录》中的这段话（22.15）看似古怪，却正体现了对谎言造成的伤害的担忧：

其他此类必被挡在［天国之城］外：犬类、下药者、淫乱者、杀人者、拜偶像者和所有行骗说谎者。

此话表达出了强烈的群体忧虑，恰与马基雅维利从个体角度出发的那段充满自信的陈述形成鲜明的对照：

人们是如此单纯，且随时准备服从眼前的需要，以至于骗子总能找到自愿上钩的目标。

说真话比撒谎更可取

上述两种角度的差异解释了我们大多数人何以对谎言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们知道说谎的风险，希望别人不行欺骗之事，但同时也认为，如果自己能够说谎而不受惩罚，那么谎言有时不仅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这两种角度均是片面的，都带有道德判断的偏见和肤浅。即便是从受骗者的角度出发，也有可能导向对其不信任之人的毫无理由的、带有歧视的怀疑。

我们要学会在两种视角间切换，甚至同时从两方面着眼，就如同努力看到视觉幻象的两面那样。在伦理学上，这样的双重关照指向了黄金法则：不仅要从行为主体和施动者的角度去体验某人的行为，也要从接受者、甚至受害者的角度去体会。虽然将自己置于某种从未体验过的命运之中、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角度上往往并非易事，但在说谎这个问题去换位思考却不难。我们都知道说谎是怎么回事，都曾受欺骗，都曾被怀疑（无论是否确有其事）。从理论而言，我们都能很容易地体会两种角度。因此，重要的在于，当我们萌生了说谎的念头时，要努力从两个角度去判断。也正是在抉择关头，遵循黄金法则才显得最为困难。神秘主义者阿尔-加扎利（Al-Ghazali）给角度转换提供了如下建议：

如果你想认识到说谎有多么不道德，那就想想其他人的谎言，想想你自己是如何力图避开，想想你对撒谎者有多么鄙视，觉得与之交谈乃污浊之事。用同样的方法去考察你自身的所有恶行，因为你无法从自己身上意识到恶行之恶，而只能借助他人。

就上述两个角度而言，欺骗与暴力间的相似性再次令人震惊。暴力和欺骗都不仅意味着非正义的胁迫，也可以作为自卫和生存的手段。从受欺骗和被攻击者的立场看，这两种手段皆令人担忧，因此受到法律和习俗的制约。宗教和伦理领域也同样禁止欺骗或暴力，并给出了应对胁迫的建议。

然而，站在施动者，也就是说谎者和施暴者的立场，暴力和欺骗却被称颂了千年。英雄利用诡计生存、获胜。若从这个角度考察，则暴力和欺骗都是值得鼓吹的。这种观点不仅为尼采和马基雅维利所赞同，也在史诗中俯首皆是。例如，《奥德赛》里，雅典娜就微笑着对奥德修斯说：

能应付你的人必得如蛇一般犀利、狡诈；即便是神明也得遮遮掩掩向你鞠躬。

你！你是变色龙！

诡计多端！在你自己的国家里也不暂且放下谋略

或停止盘算吗？

伪装有如你坚韧的皮肤。

不过，到此为止吧。你我皆然，都善于谋划。在世人中

你最擅长编故事。

而在诸神中，我也以智慧和诡计著称。

受骗者的角度揭示了谎言不受欢迎的若干原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完全有理由担心未被揭穿的谎言会给说谎者和受骗者的选择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也都很清楚揭穿谎言、提出疑问会对信任和社会合作造成怎样的冲击。他们担忧的不仅是孤立的谎言，更是谎言所构成的一系列行为以及造成的长远后果。

电影《黑水》剧照。

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我们至少应当首先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谎言是“卑鄙的、罪恶的”，并且除特殊情况外，说真话比撒谎更可取。这个前提让谎言的初始值为负。也就是说，从选择角度而言，我们的价值判断并非中立，说谎需要辩解，而说真话通常无须理由。它为说谎者对自身动机和说谎后果所做的粗略评估提供了一种平衡，且把举证的责任归于持说谎者视角的人身上。

这一反对谎言的预设也可以突出真实性或真实的正面价值。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想借“真实原则”来探讨我们在权衡说真话与撒谎时的初始不平衡。

该原则未必优先于其他原则，甚至也不是最常用的原则之一。鉴于这世上尚有赤裸裸的暴政或自以为坦诚而洋洋自得的施暴者，该原则显然亦非充足。毋宁说，在某种程度上对真实的信任乃是人际关系的基石，若这种信任破裂或消失，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这样一个原则不因所有谎言初始的负值而一律将其抹杀，甚至也未暗示何种谎言应被禁止。但它至少对谎言设下了一项限制：在说到信任，真实原则的基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信任：比如相信你会公平地对待我，相信你会考虑到我的利益，相信你不会伤害我。但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那么还能真正地相信上述三种信任吗？如果我们对他人的真实性没有信心，又如何能评估他们是否公正，如何能对他们提供帮助或施加伤害的意图作出判断？如此一来，我们如何能信任他们呢？信任乃是人类一切意义的存在环境。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任何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首先寻求真实。如果撒谎和说真话似乎能达到同样的结果，或对于打算撒谎的人而言二者均可接受，就不应该说谎。唯有在别无选择的境地里，才可以进而考虑说谎在道德层面上是否合理。这个规定看似温和，但若能认真遵循，将可消除很多因疏忽、习惯或未经深思的善意而说出的谎言。

当我们试图在这样一个初始前提上走得更远时，首先遇到的就是那些主张应一概摈弃所有谎言的人。这种立场不仅认为谎言先天是负面的，而且认为这一负面影响超过一切，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扭转。如果我们赞同此种观点，显然便无须再去为谎言找寻合理的境况。

原文作者 /希赛拉·博克

摘编/青青子

编辑/走走

导语校对/李铭